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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香山慈幼院的孤兒南遷,籌建分校去。但此時長江航運已斷,熊希齡決計繞道香港,由香港轉廣州,再由廣州沿粵漢鐵路返回長沙。計議已定,他們先給在香港大學任教的熊家親戚許地山發去電報,要許地山代為預訂旅館房間。然後在12月15日,熊希齡與毛彥文倉皇地踏上一艘由上海開往香港的義大利郵輪。在輪船的頭等艙裡,他們遇到大批政府撤退下來的高階官員,大家盡談戰事,對於國家前途都抱悲觀論調,由此使得熊希齡本已失望的心情更加顯得沉重。18日,船抵香港。然而就在抵港的第八天,即12月25日,熊希齡因為感受刺激太深的緣故,兼以旅途勞頓,到港後又住在一個狹小簡陋的房間,終日訪客不絕,沒有得到適當的休息調養,不幸突發腦溢血,猝然逝世,終年68歲。他逝世的情景,毛彥文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有詳細的敘述:
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十二時光景,先生把當天所有報紙看完,又寫了四封信:長沙朱經農君,漢口卓君衛君,重慶芷小姐及上海家中各一封,然後開始打坐。往日打完坐,他就開門叫我。可是這夜過了一小時,沒有聲息,我自動開門一看,他已睡在床上。問他怎麼了,他說累了。驟然間說頭痛欲裂,繼之即吐,不到十分鐘又吐,我發狂地喚他,他才勉強說話:“彥……中……中……風”。我駭極,狂按電鈴,命侍者請醫生,又打電話通知朱體仁先生及許地山伉儷。醫生到時不肯打針,只看見他和旅館老闆娘交頭接耳。一忽兒救護車來了,他堅決要把病人送醫院。我起先不肯,後來又沒了主意,亂成一團。送至九龍皇家醫院時,體仁、地山伉儷及陳樹楷君均已趕到。醫生給他打了一針,斷定是腦溢血。送進病房時,鼾聲大作,像是睡熟了。我逼著醫生,問他是否能救,他說“There is life,there is hope”。我又要地山君請香港最好的醫生,他勉強應允,匆匆離去。體仁亦以要打電報去滬、渝而離去。此時僅我和陳君二人。我忽然想起日間遇見本院畢業生朱福海,立即打電話叫他來。他到後約十餘分鐘,先生呼吸忽然發生障礙,特別護士奔告醫生,醫生命用oxygen,未及呼吸,鼾聲已停。我逼醫生打針急救,他不言語,我再三要求,他才用低沉的聲音說:“He’s gone”。我眼前一黑,好像天崩地裂,我瘋了!醫生看我這種神情,不勝悽然,安慰我說:“It is God’will”。完了,一切都完了!這是晴天霹靂,這是一個噩夢,生命是如此容易毀滅嗎?我不信,至今我還將信將疑。可是事實是殘酷的。先生已一去永不返矣!此為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展六時,即陰曆十一月二十三日,就是我一切幻滅的一天!
熊希齡的喪事辦得十分簡寂。
然喪事辦畢,葬在何處呢?當時各方意見不一。上海方面的親友主張葬於上海。熊希齡的長女熊芷由重慶發來電報,希望火化後,將靈骨運往重慶。湖南省政府派人到港迎櫬,準備予以公葬嶽麓山(當時有彭施滌、趙恆惕、胡元■、何鍵等44人聯名具呈省政府主席張治中代呈國民政府行政院請予公葬),北平的親友建議歸葬北平香山北辛村的熊家墓園,因為這裡有熊希齡自己築的生壙,並且熊希齡的母親、夫人朱其慧都葬在此。毛彥文說,從道理上講,以歸葬北平香山的熊家墓園為最好。可是,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從香港運柩到北平,確不容易,倘若途中出了差錯,將追悔莫及。因此,她果斷地作出決定:先暫時將熊希齡安葬在香港,俟時局平定後,再為歸葬北平香山熊家墓園。於是託人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墓量字號地段購買了一處位置,於1938年1月10日,將熊希齡棺葬於此(半個世紀後,即1992年的夏天,毛彥文與部分原香山慈幼院的學生將熊希齡的靈骨歸葬北京香山熊家墓園,並將墓園修葺一新)。
熊希齡:從統一黨理事到平民教育家(7)
熊希齡的喪事雖然辦得簡寂,然而人們在心裡卻為他築起了一座座豐碑。國民政府在收到湖南省政府請予公葬熊希齡的呈文後,立即發出一份“明令褒揚”的專件,謂:“賑務委員會委員熊希齡才猷卓越,知識湛深。辛亥光復以後,屢任要職,望實允孚。嗣後辦理慈善事業,提倡民眾教育,願力恢弘,功在社會。此次抗戰開始,在滬創設傷兵醫院及難民救護所,悉心賑濟,成效昭然。近以忠憤填膺,攖疾逝世,追懷往績,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交考試院轉飭銓敘部從優議恤,並由行政院轉飭湖南省政府舉行公葬。生平事蹟,存備宣付史館,用資表彰,而昭激勸。”1938年4月3日(即農曆清明的前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