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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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在眾議院和參議院所得的議席佔了絕對的多數。年輕有為的政治家宋教仁堅持中華民國的法制，又不為袁世凱所誘，他奔赴長江流域各省進行宣傳，為成立“政黨內閣”積極準備輿論，從而遭到了袁世凱的嫉恨。1913年3月20日，在袁世凱授意下，趙秉鈞、洪述祖派遣特務武士英在上海滬寧車站槍殺了正要北返的宋教仁，發生了震動全國的“宋案”。

對於因“宋案”而引發的“二次革命”，吳玉章也有如下的記述：

1912年底，國會選舉開始。宋教仁到處演說，儼然像西方“民主國家”的競選一樣。後來選舉“勝利”了，宋教仁更得意忘形，到處發表他的政見。正當宋教仁被“勝利”衝昏頭腦的時候，袁世凱已經為他挖好了陷阱。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刺。他臨死仍希望總統“開誠佈公”，竟然還不明白就是這位總統要了他的性命。

宋教仁被刺後，革命黨人的幻想破滅了，他們被迫於倉促之中起來和袁世凱鬥爭。

現在不少人指責宋教仁是個“議會迷”，陶醉於西方那一套議會民主、多黨選舉制度，不瞭解中國國情等，但是宋教仁為探索一種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遠不能被褻瀆，他對中國憲政民主的貢獻永遠不能被抹殺。在１９１３年春天的中國，幾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曾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儘管他們的政治觀點千差萬別、形形色色，卻都認為宋教仁是一個矢志於民主事業、有能力調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壇上是個獨一無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這一點，也許是人們和袁世凱唯一的共識。

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二歲，但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支援民主，還是反對民主的人，都繞不開宋教仁這個名字。他在２０世紀初那個曇花一現的瞬間所掀起的民主旋風，至今仍是中國民主憲政史上一道最壯麗的風景線。宋教仁的話題是有關中國民主化的一個聚焦，袁世凱暗殺宋教仁是中國民主化步履艱難、充滿痛苦、血腥的開端，它已經成為一種象徵，一個標誌。在某種意義上，袁世凱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國的象徵，袁代表了中國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專制勢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國近代以來對以民主、人權為核心的人類主流文明的追求。

１９２４年６月在上海閘北群地百餘畝建成宋公園，葬宋於園內，墓呈半球形，墓前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頂塑一展翅雄鷹，象徵先烈革命的凌雲之志，墓地中還立有宋教仁先生石雕像，四周遍植龍柏，綠樹成蔭，莊嚴肅穆。

宋教仁的被刺，無論什麼人都知道它的政治背景如何。袁世凱為掩蓋天下耳目，故意裝模作樣地說要“窮究”和“嚴辦”，很快真相就大白了。原來指使行兇的是國務院官員洪述祖，而指使洪的又是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秉鈞。誰都知道，趙秉鈞是袁世凱手下的特務頭子，因此毫無疑問，指使趙秉鈞的就是袁世凱自己。袁世凱的陰謀被揭露出來了。於是他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不經參議院透過就違法向帝國主義大舉借款，擴充軍隊，準備用武力來徹底消滅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

1913年4月，袁世凱與英、法、德、日、俄五個帝國主義國家所組成的銀行團簽訂了2500萬鎊的“善後”大借款。同時，他命令段芝貴、馮國璋率師南下，準備以段芝貴所率李純等部進攻江西；以馮國璋、張勳兩部進攻南京；此外，並以鄭汝成、湯薌銘率領海軍協助作戰。他於一切準備就緒之後，便在6月間藉口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反對借款、抗拒中央，下令免掉這三個國民黨人的都督職務。隨後至7月間，他又釋出“###令”，向國民黨人所率領的軍隊大舉進攻。

孫中山聞說“宋案”後，也決計興兵###袁世凱。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宣佈獨立，組織討袁軍。接著，15日，黃興在南京強迫蘇督程德宣佈獨立，響應江西討袁。

——由此，也就說明當初孫中山向袁世凱表示“支援袁當十年總統”之語，以及“不再廁身政界”之說，只不過是虛與委蛇的故事而已。

但是，正因為袁世凱信以為真，才得以膽大妄為、肆無忌憚。

新興的政黨政治，不應該是三國時代的曹、劉、孫的政治謀略。不過，有一點尤須說清楚，權謀政治對中國的政黨政治永遠是個互設互動的政治陷阱。

中國共和的總統制政治，就在宋教仁這一慘案下流產了，隨之而來的是共和政治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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