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宋齊北魏的紛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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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頗有規律可尋：一個國家在穩定興旺的時期，文治的重要性遠大於武功；在剛剛興起的時候，需要不斷發展，擴大地盤，這個時候的武功無疑居於最主要的地位；而在國力衰敗，接近滅亡時，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從內到外，戰事頻起，這時候的國家，也需要靠武力去改變尷尬的狀態。所謂君主，正是國家意志的體現。

所有這些“武”皇帝中，最引人注目，爭議也最大的，無疑是那位“太武皇帝”。“太”字，也通“大”。換而言之，僅從諡號的用字中，我們就可以知道：北魏一朝諸君之中，武功之盛，莫過於這位小名“佛狸”、在位時間長達三十年的拓跋燾。

中國的歷代帝王之中，常出現“隔代親”的現象，明朝的成祖與宣宗，清朝的康熙與乾隆，例子不少。拓跋珪與拓跋燾這一對祖孫“武”皇帝之間，似乎也有這樣的親近的感情。拓跋燾出生時長相就很奇特，令祖父大為讚歎，欣慰之餘，說出了“成吾業者，必此子也”的話（當年拓跋珪自己隨母依附劉庫仁時，劉庫仁曾對拓跋珪說出了類似的話：“光揚祖宗者，必此主也。”可見上天對於拓跋氏的首領們頗為眷顧，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吝於施與他們才幹）。

祖父對於孫子的喜愛，也影響到了拓跋燾早期所受的培養。拓跋燾成年後，頗識事體，生活十分清儉，並不講究奢華，這一點在當時的胡人統治者中間是十分難得的。究其原因，一是拓跋鮮卑的內部組織相對還比較簡單，生存空間是大漠出身的君臣們所追求的主要目標，生存質量等等尚在其次；此外，拓跋燾也的確吸取了十六國統治者們失敗的教訓，逐漸認識到合理的制度才是不重蹈覆轍的重要保障。滅夏後，有不少大臣向拓跋燾提出，加固京城的城防，並且加強城建。拓跋燾不以為然，說：“古人說得好：‘在德不在險。’赫連勃勃造了那麼堅固無比的統萬城，最後不還是被朕攻滅，國破家亡。如今天下還沒有平定，朕更需要人力上戰場去打仗，而不是發動老百姓去建造房屋城牆。”而作為國本的軍事上的開銷，拓跋燾則絕不吝惜。

另一方面，拓跋燾本人也是武藝出眾，馬上馬下皆非等閒之輩。他喜歡親自帶領輕騎兵，衝殺於敵陣，雖貴為皇帝，在戰場上卻又毫無特殊之處。即便是左右死傷慘重，他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從容指揮餘下的軍隊繼續作戰。這可比南朝那些目光短淺、身處深宮（劉裕這樣的開國君主除外）的皇帝們要強過太多。士兵們由這樣的君主率領，無不拼死搏殺，所向披靡，加上北魏騎兵強大的衝擊力和機動力，在北方几乎可以馳騁千里，無人能敵。對於手下，拓跋燾賞罰分明，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他的眼中容不得沙子，大臣犯法，與庶民同罪。（不過他在執法過程中也存在處罰不當、刑罰過嚴的問題，最終造成了後來崔浩被殺的悲劇，自己也被自己的殘忍送上了不歸之路，這些待到後面我們再細說。）

憑藉個人的魅力與群臣的努力，拓跋燾統領的北魏大軍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在夏、宋兩條戰線同時獲勝，使拓跋燾有足夠理由堅信，統一北方的一天並不遙遠了。他班師回朝後，便大封百官，在戰場上立下大功的太尉長孫嵩被加封為“柱國大將軍”（這是北魏所獨創的一個封號，起初基本上等同於“總司令”，是武將中的最高階別。“柱國”這個名字後來沿用至西魏、北周兩朝，成為統率府兵的重要軍事將領），在戰略謀劃上起了決定性作用的崔浩被加封為司徒，另一名將軍、長孫嵩的侄子長孫道生被封為司空。然後，他又頒佈詔書，認為大敵已除，國家要把重點轉移到文化建設上來，授予當時北方名士盧玄、崔綽、高允等人為中書博士。

滅掉夏國之後，北魏的西邊已經一直延伸到了涼州的南面，與黃河西面沮渠蒙遜的北涼接壤，小小北涼無力對抗強大的北魏，北魏則暫時沒有精力跟這個弱小的鄰居翻臉，雙方互相遣使，北涼向北魏稱藩，北魏封沮渠蒙遜為涼王。

西南的吐谷渾在北方大亂的一百多年中，一直遊離其外，大多數時間是在做一個旁觀者。事實上這一支力量與拓跋氏也是淵源很深，他們是慕容鮮卑的旁支，吐谷渾的遠祖名字就叫吐谷渾，是當年慕容部單于慕容涉歸（參見《縱橫十六國》）的庶長子。作為庶子，吐谷渾是處處受到歧視打壓，終於因為牧場馬匹的問題發生衝突，與嫡傳單于慕容廆爭執不下。吐谷渾一賭氣，率部西遷，長途跋涉，翻過陰山，到達今日隴西、青海的高原之上。後來慕容廆有些後悔，派人追趕長兄，終於沒有追回，甘肅一帶曾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