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宋齊北魏的紛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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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發祥地位於偏僻的漠北，經濟文化落後，看起來是一個很大的劣勢。然而事實證明，地理上的條件恰恰是導致拓跋氏脫穎而出的一個優勢。這一地區的周邊多為鮮卑、高車等原始遊牧部落，並不比拓跋氏先進和強大，北魏在發展壯大的軍事過程中，得以先易後難，先弱後強，不但避免了迅速的失敗，還大量地掠奪了各種資源，尤其是人口和牲畜。北魏與後燕的衝突，源於馬匹資源的矛盾，經過長期征戰，中原地區的馬匹數量已經大幅度減少，慕容寶等人索馬的要求，反映出當時燕國戰馬數量的不足和素質的低下，在馬匹決定勝敗的騎兵對戰中，兵強馬壯的北魏可以說是佔盡了優勢，不僅遠遠超過戰馬稀缺的南方鄰國，也勝過遊牧為生的北方勁敵柔然。各割據勢力與他們對抗，唯一能夠相持的手段，只有守城，而這一手段，在北魏的力量不斷強大後，也不再成為阻擋魏軍取勝的障礙。

當然勝利也離不了“人和”。北魏剛剛興起時的組織結構十分原始，其實也給了那些受過“先進文化教育”的漢人更多施展身手的空間。拓跋鮮卑的文化素養並不高，但其首領是比較有見識的，他們認識到只有依靠中原人士才能夠統治中原，對於中原文化，更是推崇備至。在收服割據勢力的兼併戰爭中，他們也就不斷得到附近的漢族士人的支援和歸順。北魏又十分注意網羅人才，只要是士大夫求見，無論少長，都由皇帝親自接見，詳細交談，凡有才能者，一律根據具體情況錄用。這些有識之士面對北魏幾乎白紙一片的規章制度，既能引入漢人成功的統治手段，又可以吸取漢人失敗的教訓，從而逐步建立起一套比傳統制度更為完善的政治制度。到了拓跋燾時代，漢族士人在北魏的地位已相當重要，北魏的統治階層形成了鮮卑貴族與漢人士大夫共同合作的模式：武將以擅長騎射的鮮卑人為主，比如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等猛將，而文官則多以漢族士大夫為主，比如崔宏、崔浩、張袞、劉潔等名士，猛將名士如雲，加上一位具有開拓精神的統帥，組成的隊伍自然戰無不勝。

拓跋燾的勝利對於南方的“正朔”王朝是一個刺激。劉宋立國之初，對付北方的政策是拉一派打一派，他們一方面接受北燕、北涼等小國的稱藩，甚至與夏國訂立盟約，企圖以此來牽制逐漸強大的北魏。北方越亂，南方的統治也就越安全，宋文帝的元嘉之治，正是在拓跋燾出擊各國、無暇南顧的十幾年間得到的富足偏安的局面。等到拓跋燾結束紛爭，終有機會再次南下時，南方的“幸福生活”就將好夢到頭了。

檀道濟死後，劉湛在朝中的勢力漸大。司徒右長史劉斌是劉湛的宗親，被劉義康擢升為左長史。劉義康又先後提拔了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一批大臣，都是些阿諛諂媚之徒。劉義康權傾朝野，劉湛自以為有這位皇上的弟弟做靠山，朝上朝下越來越顯得放肆，私下裡多次與劉斌等人說：“當今皇上一旦駕崩，就應該繼立成年的皇室成員做君主。”

前文說過，宋文帝身體比較差，有一次病情又轉危，就把劉義康召入宮中，與他商量起草顧命詔。太子劉劭還是十來歲的少年，不懂政事，宋文帝自是心思重重，對著弟弟千叮嚀萬囑咐。劉義康出宮後，淚流滿面地對劉湛、殷景仁等人講述當時情景。劉湛聽罷，也不顧忌聽眾，便說：“天下局勢艱難，幼主哪裡可以統治！”這話一出，劉義康、殷景仁都啞口無言——這位劉湛先生，果然有點膽大包天的意思了。（其實劉湛也該想想清楚再開口，劉義康也就算了，他有沒有意圖篡奪皇位暫且另說。當時在場的殷景仁是宋文帝的親信，說這樣的話，怎能不讓人起疑。此時的劉湛恐怕已為權勢迷了心竅，一心只想讓劉義康上臺，自己也就可以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輔臣了。這種想法只可藏在心底，到時機有利時再付諸行動，怎可不分場合，隨口而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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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義康失勢（2）

說錯了話，劉湛並不醒悟，他與孔胤秀等人結為同黨，密謀在宋文帝死後，抓住機會廢掉太子，擁立劉義康為帝。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宋文帝的重病奇蹟般地恢復，對於劉湛等人的陰謀，也有所耳聞（論常理猜測，資訊多半是來自殷景仁）。他即位之初就有誅殺三位顧命大臣的鬥爭經驗，對付劉湛這樣的更是很快就心中有了譜。

從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秋天起，宋文帝就不再去劉義康府上見他。殷景仁則從幾年前就告病在家，與皇帝透過密信聯絡。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劉湛的母親正好去世，宋文帝藉機將劉湛免職，表面上是讓他回家料理後事，實際上是留出時間為重拳出擊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