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宋齊北魏的紛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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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羨之、謝晦等人為前車之鑑。王弘兄弟身居權要，王弘這個人又性情狹隘，沒什麼氣度，朝中大臣對他們多少有些嫉恨。左光祿大夫範泰是一名三朝老臣，很有政治頭腦，私下裡提醒王弘說：“天下之事重大，權要之位難居。你兄弟二人太顯擺了，不好，不如表現得謙恭退讓一點。彭城王乃是皇上的弟弟，應該將他徵召入朝，共輔朝政。”

王弘深以為然，便向宋文帝上表，以民間大旱、自己身體不佳為藉口，請求辭職，並將權力轉交給彭城王。宋文帝起初還不肯，後來見王弘的確疾病纏身，也就鬆了口，於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將王弘的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的職務全部轉授給了自己的弟弟彭城王。

這位彭城王，就是劉裕的第四個兒子劉義康。劉義康比宋文帝劉義隆小兩歲，自小就十分聰慧，更讓人佩服的是，此人博聞強記，凡事過目不忘。劉裕很喜歡這個兒子，宋王的治所在壽陽，入建康受禪時，他就把劉義康留在壽陽鎮守。劉裕若能再多活幾歲，改立劉義康為太子也是很有可能的。現在王弘推薦他還朝輔政，劉義隆也表示贊同，這都是看中了他超強的處事才能。

劉義康入朝為政後，表現果然不讓人失望，史載他“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可以說是朝中大小事務，皆決於他。王弘也樂得退居二線，把事情委託給他，避開旁人的耳目。而且他的“運氣”也不錯，死的時間“選”得好，享了三年清福，就在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去世了，成為參與那起廢立事件的主要人物中唯一得到善終的一位。

王弘死後，劉義隆朝中的侍中，就只剩下殷景仁和劉湛兩位了。劉裕時期，手下是猛將如雲；劉義隆前期，手下猛將是數不出來了，但文臣還是有那麼些的。到了這時候，被殺的被殺，病死的病死，朝野的有識之士，真是少得可憐。殷景仁被宋文帝任命為尚書僕射，劉湛在外為官，殷景仁又向宋文帝請求徵召劉湛入朝。不久，劉湛也被任命為尚書僕射。

劉湛博覽群書，自比管仲、諸葛亮，還沒當官時就以才氣聞名，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迴避當地政府的徵召，簡直比當初的諸葛亮架子還要大。直到劉裕當了太尉，徵他出來當自己身邊的參軍，他才勉強出山。不過，他出山以後的表現證明，他不但比不上管仲、諸葛亮，而且連“小諸葛”之類的美稱都不配，完全是個眼高手低的人。

（其實那個年代眼高手低、目中無人的人還真是不少，而且多為士族之後，這可能源自東晉以來文人放蕩不羈，思想自由的一種潮流吧。元嘉年間被劉義隆徵召為官的謝靈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應該說，從文學修為的角度來看，謝靈運的確是一個大家，他開創山水詩派，自成一家。他的詩歌意境頗似陶淵明，乍讀起來，都是隱士的風格，所不同者，一為山水隱，一為田園隱。然而，陶淵明一生的所作所為，稱得上是真正的大隱，其不與濁世同流合汙的氣概，為後人所稱道。謝靈運的詩歌雖然輕靈自然，卻只停留在字面而已。詩背後現實中的謝靈運，是個一心想要大展宏圖，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趨利小人。他與劉義真結交，目的就是想幫助他奪權篡位。宋文帝欣賞他的文采，讓他做秘書監，整理藏書，又命他編撰《晉書》（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那本《晉書》），這也算是人盡其材了。可這個謝靈運卻一個勁地想著被重用，看不起分配給他的任務，也看不起宋文帝親信的三王、殷景仁等人，憤憤不平，整日裡要麼請假不上班，要麼消極怠工。結果，《晉書》沒寫成，宋文帝也看不下去了。宋文帝想，你這種人，還是自己回家逍遙自在去吧，於是就暗示他自己解職。謝靈運便上表，告病還鄉。回鄉之後，他依然故我，終日遊山玩水，留了不少詩，也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在地方上與有司發生衝突，興兵拒捕，犯了死罪，劉義康堅決要殺他，宋文帝惜才，免了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到廣州。其後又有人告發他在廣州參與謀反，這才被宋文帝下詔斬首。詩才橫溢的大文豪，卻因為過於猖狂，終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

同樣是尚書僕射，殷景仁很為宋文帝所器重，劉湛便看不過去，甚至一度想暗殺他，宋文帝聞得風聲，下令把殷景仁的府邸遷到皇宮附近，保護起來，劉湛才放棄了陰謀。劉義康鎮守豫州時，劉湛曾任長史，關係很密切，於是這兩位打成了一片。如此一來，朝廷裡面殷、劉兩個尚書僕射的爭鬥，便演化成了宋文帝和劉義康之間暗中的較量了。

劉義康人雖聰明，卻不識大體，按現在的話說，屬於那種“智商高而情商低”的人。他覺得兄弟至親，不需要在乎什麼君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