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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最好的註釋。
第二,從外交上看,蔣介石傾向於不同日軍直接交涉,單純地寄希望於國聯。“九·一八”後,張學良最終服從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國後來的方針基本上是日本不撤兵,則不交涉,而期盼國聯主持公道。國聯行政院根據中國的提議,9月30日透過了限令日軍於1933年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決議。日本出席國聯行政院會議代表宣告接受國聯決議。張學良委託顧維鈞由北平到達南京。10月5日,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就日本撤兵問題照會日本政府。9日,日本提出先談條件後撤兵的答覆,並抗議中國的“排日”行動。同時,日本派遣大批軍艦到達上海。張學良多次電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6日,顧維鈞受蔣介石委託,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張學良“代達”蔣介石的指示,即:“日本屆期延不撤兵或更另有暴行,自在意中。中國軍隊如何應付、此時正在研究,並須視彼時國聯行政院開會後如何解決而定。蓋國聯雖不可侍,亦非盡不可侍。此案發生後,中央所以盡力至使國聯負解決此案之責任者,因維持中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