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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陳立夫對祖國的統一充滿了信心和希望，他說：“中國人無論在大陸或臺灣以及海外各地，勢必額手稱頌，化干戈為玉帛。
”這裡，陳立夫希望祖國強大、為世界所景仰、盼望海峽兩岸統一的愛國之情洋溢於文章的字裡行間，殷殷可鑑。
1975年，陳立夫開始生出一種想法，他認為國共兩黨有過北伐時期和抗戰時期合作的先例，特別是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從民族利益和國家前途出發，能夠捐棄十年內戰的血海深仇，在互相接觸、談判的基礎上重新握手，進行合作；那麼，在海峽兩岸隔絕了幾十年後，為了國家的統一，國共兩黨也一定能夠透過談判而渡盡劫波，再度合作的。
基於這一想法，陳立夫以“總統府資政”的名義透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出邀請毛澤東到臺灣訪問的資訊。
但當時中國大陸正進行“文化大革命”，因此，陳立夫的這一資訊沒有引起任何反饋。
雖然如此，陳立夫希望國共兩黨進行和談的心情依然十分迫切，他在沒有得到中共迴音的情況下，寫了《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
他在文章中殷殷歡迎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到臺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和人民。
他特別呼籲希望毛澤東能“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怎樣統一中國，以什麼思想來統一中國呢？這是陳立夫經常思考的問題。
1980年年底，他看了王思誠主編的《中國向何處去》一書的文稿，一時很多感慨，第二年新春伊始，便為此書寫一篇序言。
他在序言中寫道：中國近百年來思想之演變，由傳統進入現代化之改革運動，始自洋務運動，中經戊戌變法、維新，而成於辛亥革命。
每一運動雖各有其時代背景而成敗不一，惟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國傳統之仁政為原動力，以救國救民為目標。
故前此數十年，雖以內憂外患，相繼不絕，政局未能穩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國精神，尚未盡喪……餘確認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有其必然性，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無可置疑，惟視國人努力何如耳。
這裡，陳立夫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愛國主義精神對於維繫祖國統一的強大作用，這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將這種思想發展最後歸結到三民主義，這又是錯誤的。
以三民主義思想不能統一中國、發展中國，這是早就為歷史所證明了的。
陳立夫看不到這一點，他在正確與錯誤的十字路口上下求索，希望找出一條統一祖國的正確道路。
隨著形勢的不斷發展變化，陳立夫的思想也在不斷變化，逐漸放棄錯誤想法，接近正確的軌道。
1988年7月14日，陳立夫在“國民黨第十三屆中央評議委員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聯合32名“中央評議委員”提出了“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建立共信；以投資共同實行國父實業計劃，建立共信；並以爭取大陸民心，以利和平統一案”。
在此提案中，陳立夫等人明確指出：“中國之統一為海峽兩岸及海外全體同胞之共同願望，故僅為時間問題”，同時還強調，中國的統一“必須由中國人以自力達成之，非第三者所願或所能助成者”。
怎樣實現祖國統一呢？陳立夫等人認為：“謀求統一，必行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
互信生，自會團結統一”，在這些方面，共信是最重要的。
因為“中華文化為建立共信的最佳條件”，所以陳立夫等人明確提出以中國文化作為實現祖國統一的思想基礎。
關於實現祖國統一的程序，陳立夫等人認為，有了共信，才有互信，然後以臺灣的科技潛力，與大陸的人力、物力資源，合為互助的基礎，“共同成立國家實業計劃推進委員會”，以開展兩岸經濟的合用，進而在合作的過程中消除雙方的敵對行為，在此基礎上，透過“政治整合之協商”，實現兩岸經濟、政治等的全面合作。
壯心不已（2）
為了建立互信，陳立夫等人主張“惟若統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觸，為不可避免”。
陳立夫等人的提案儘管在某些方面還有些不適宜的提法，但是主張祖國和平統一，提倡兩岸對話協商，互信合作，並有一些具體的設想，這是順應兩岸人民強烈要求和平統一、振興中華的歷史潮流的。
同時，我們從提案中可以看出，陳立夫已經放棄了原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