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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人心（3）
這一方案深獲蔣介石的讚許，在1939年3月召開的全國第三次教育會議上，蔣介石發表“訓詞”，就肯定了陳立夫的主張，他說：“我們為適應抗戰需要，符合戰時環境，應該以非常時期的方法，來達成教育本來的目的，運用非常精神，來擴大教育效果”。
蔣介石明確指出：“目前教育上一般辯論最熱烈的問題，就是戰時教育和正常教育的問題，亦就是說我們應該一概打破所有正軌教育的制度呢？還是保持著正常的教育系統而參用非常時期的方法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個人的意思，以為解決之道，很是簡單，我這幾年常常說，‘平時要當戰時看，戰時要當平時看’。
平時，我們決不能關起門來，不管外邊環境，甚至是外敵壓境，安常蹈故地緊張不起來。
但我們也不能說因為在戰時，所有一切的學制課程和教育法令都可擱在一邊，因為在戰時了，我們就把所有現代的青年無條件地都從課堂、實驗室、研究室裡趕出來，送到另一種境遇裡，無選擇無目的地去做應急工作……”蔣介石一錘定音，對陳立夫給予最有力的支援。
大政方針定下之後，整個教育界人心穩定，陳立夫便好專一致志，戮力同心地去做好他的教育行政工作。
對此，陳立夫深深感謝蔣介石，幾十年後，他在回憶錄中，還提及當年蔣的一番講話，感謝蔣對教育的指示和對他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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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育（1）
陳立夫擔任###長後不久，一天，無意中翻看國聯調查團為調查中日衝突到中國進行調查後寫的《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他特別看了其中關於教育的內容。
報告書說，調查團考察了中國的一些高校，發現中國高校“受外國教育的影響巨大”，學科研究大多以外國語為媒介，引用的資料和例證，也多取自外國。
大學的歷史、政治、經濟課程，似乎是為研究西洋的學生所設。
自然科學教育方面，偏重外國的情形更為嚴重。
報告書對陳立夫的觸動很大，其深厚的民族情結促使他作出一個重要決策：要收回“文化租界”，辦中國的大學。
後來，陳立夫寫了《從根救起》一書，對他當時的心情作了詳細的論述，他說：“文化侵略對於所侵略的國家，首先要毀滅其歷史文化，我起先對於這些陰謀，還不大瞭解，民國二十七年到了###以後，才恍然大悟。
那時沿江、沿海都被日軍佔據了，所有大學都往後撤，我一一為之安頓下來。
我發現這些大學都像外國租界。
這個完全採德國學制，那個完全採法國學制，其他不是採美國製，即是英國制。
但是採中國學制的又在哪裡？課程五花八門，毫無標準，有關中國歷史的部門為最缺乏。
學政治或經濟的不談中國政治或經濟制度史，學農的不談中國農業史，國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門功課了。
”正是基於這一現狀，陳立夫下定決心，“把中國人應知的中國各部門的歷史材料放入必修課，無教材的則獎勵寫作，使中國的大學像一座中國的大學。
”為了建設中國的大學，陳立夫作了一些大的改革。
首先，在課程設定和教材方面。
陳立夫親自主持制定了“部頒”大學課程表及課程標準，要求各校統一執行。
課程分必修與選修兩種，在必修課中，增加了中國歷史方面的課程，這是陳立夫特別強調的。
他說，一些大學生對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缺乏瞭解，這種狀況有利於敵人而不利於自己，因為侵略者要毀滅其國家，必先毀滅其國之歷史與文化。
如中國法制史、中國政治史等；語言科中，將中國文列為與外國文同等的基本工具科目，中國文要求能閱讀古文書籍和寫作通順文章，外國文要求能閱讀所學習的學科外文參考書，不達標者不能畢業。
同時，陳立夫還根據當時戰爭的需要，提議在一些學校增設了抗戰國防課程，如“堡壘工程”、“軍用結構”、“兵器學”等。
在部頒課程中，凡是沒有教材的，鼓勵教師編寫教材。
在確定課程時，由###先定了一個整理課程的三原則：第一，規定統一標準，這個標準，不僅在提高程度，而且與國家文化及建設的政策相吻合；第二，注重基本訓練，先從事學術廣博基礎的培養，由博反約，不因專門的研究而至偏頗之弊；第三，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