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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常在腦海中想象買一件禮物以給她那天使一樣的朋友一個驚喜，有時給他買一臺過時的、被煙燻成紫色的相機，有時從達克他山上買一把搖椅或是一個有檀香味的鼻菸盒。這些禮物送去後，又會送去幾張暫新的鈔票。她氣喘吁吁地跑去又氣喘吁吁地離開，好像天上在打雷似的。即使是羅斯梅爾也不知他的錢怎麼會這麼快、為什麼而溜走的，我們都知道，誰在她發燒時去看她，她便會想辦法買點零食或給點小錢。我們談著銅，這在中國意味著現錢。我們像孩子一樣地玩那些銅幣、銀幣和便士，“美元”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只用於財政金融的抽象概念。
在我們與波蘭人一起生活的時間裡只有一次我和斯坦利一起到過國外，那次是準備去看一張西方圖畫的，上面有一些奇特的野馬。斯坦利回憶起他在騎兵團的日子，激動不已，決定那天晚上不去工作了。整頓飯的時間他都在講那些故事，一個比一個更溫柔，更令人同情，也更浪漫。後來他想起了我們十幾歲時相互交換的那些長篇書信。
一切都從我看到他坐在樞車上沿著那條灑滿悲傷的街道走來的那天起開始了（斯坦利的叔叔死後他的嬸嬸又嫁給了一個殯儀員，也是一個波蘭人。斯坦利總得在送葬的途中陪著他）。
那時我正在街上同一只獵咪玩耍，突然看到送葬的隊伍過來了。一我肯定是斯坦利朝我揮了揮手，可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那不是一支送葬的隊伍，我就會跑過去問候他。可我站在那裡像生了根一樣，眼看著那些送葬的人們消失在拐角處了。
那是我六年來第一次見到斯坦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我便坐下來按照老地址給他寫了一封信。
斯坦利這會兒拿出了那封信，接著又拿出了所有其它的信。我很慚愧地告訴他我早已丟失了他的信，但我仍能記得信上的那種味兒。那些信都是用鉛筆寫在長長的黃紙上，字寫得龍飛鳳舞，那是一種獨裁者的字型。我回憶起他慣用的稱呼“我迷人的朋友”——這竟然出自一個穿牛仔短褲的小男孩之筆！這些信，要說其風格，就像拉斐爾給一個不知名的阿諛者所寫的一樣。儘管裡面有很多文學借用，但總是令我激動不已。
我自己寫的信是什麼樣的我從未想過，那都是早已忘卻了的舊事了。現在我把它們拿在手中一邊讀一邊顫抖，這就是十幾歲時的我嗎！真遺憾竟沒有人給我們拍成電影，我們都是些滑稽的角色，諸如膽大的猴子、好鬥的矮腳雞和得意洋洋的公雞一類。那時候我們盡談論些像死亡、永恆、再生、放蕩、自殺這樣一些沉重的話題，假裝我們所讀過的書並沒什麼，有一天我們也會寫寫自己的事情，好像已完全體驗過生活一樣。
但就在這種年輕時代自命不凡的生活中，我驚訝地發現了後來日益成熟的想象力的萌芽，甚至在這些如氣吹一般的信件中也會發現一些支離破碎的段落，暗示了當時隱藏的戰火和矛盾，更讓我感動的是我能夠達到一種忘我的境界，而斯坦利，回想起來，卻從未失去自我，他有一種固定的風格，就像套在緊身衣裡一樣。那時候我覺得他成熟而老練，認定他將成為一個天才作家，而我只能是一個庸庸碌碌的記錄員。作為波蘭人，他繼承了大量的遺產，我則只是一個美國人，身世又是含糊不清的。斯坦利寫起文章來如同頭一天才從船上下來一樣，而我呢？卻像剛學會使用這種語言，因為我真正的語言是那種大街語言，事實上根本稱不上什麼語言。我總是想象在斯坦利身後跟著一大群勇士、外交家、詩人和音樂家。我卻沒有祖先。
我得找一個。
儘管感到好奇，但是任何對血統的感覺，對與過去有聯絡的感覺都是由下面這三種現象喚起的。第一，是那些狹窄、古老的街道，佈滿了許多小房子；第二，某些不其實的人，通常是一些夢想家或一些狂熱者；第三，是西藏的照片，特別是其本土的照片，這時我會立刻失去方向然後又神奇地回到了家，重新變成原來的我。
只有在這種少有的時刻我才知道或假裝明白我自己。如此說來，我的這種聯絡只是同一個男人而不是男人們，只有當我被冷落在一邊時我才意識到自己的心跳，我真實的存在。我的獨立存在就像一株紮了根的植物，有開花就意味著有栽培——簡而言之就是週期發展的世界。在我看來，那些偉大的人物們就是樹幹而不是樹枝和樹葉，而且他們也很容易失去自己的同一性：他們都是同一人類的各種變體，不論他被稱為亞當·坎頓斯還是什麼別的。我的血統是從他那裡延續來的，而不是從我的祖先那裡，我是那麼敏感地、很快地意識到了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