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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忘帶鑰匙了。我按了下門鈴。大腦中想著早飯，口水都快流出來了。幾分鐘後，莫娜才來開門，看到是我，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嘴上，示意不讓我出聲：“噓——羅斯梅爾正在屋裡。他想和我單獨談談。一個小時後再回來。”說完，她又跑著回去了。
這會兒該是人們吃晚飯的時候了，而我卻還沒吃早飯。失望之餘，我隨便在一輛流動餐車那兒買了份火腿加雞蛋。邊走邊吃，一會兒就到了華盛頓廣場。我撲通一下坐在一張長椅上，心不在焉地看一群鴿子啄食地上的麵包渣。這時，一個乞丐從我面前走過，我想也不想就遞給他一張一美元的鈔票。他先是吃了一驚，然後就站在那裡一動不動，翻來覆去地看著那張鈔票，好像那是張假鈔似的。當他最終確信這是真錢後，便一個勁兒地向我道謝，然後像只麻雀似的，連蹦帶跳地走遠了。
我在外面磨蹭了一個多小時，估計人已走了才回去。我一進門莫娜就對我說：“你現在最好買些冰回來。”聽了這話，我關上門走了出來。
“什麼時候天才能亮呢？”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費了很大勁兒才找到那個賣冰的人。他在一間離阿賓頓廣場不遠的地下室裡。
這是個高大結實、不愛言語的波蘭人。他告訴我他曾給我們送過兩次冰，但每次都沒有人應門。他上上下下打量著我，似乎是在問：“你打算怎麼把這些冰弄回家呢？‘他的態度再明確不過了，這次，他可不再會幫我送冰了。
身上帶著五百多塊錢，我為什麼就不能攔一輛計程車呢？這樣，一切麻煩不都解決了嗎？路上，我腦子裡盡是些古怪的回憶，而且都是些支離破碎、彼此間毫不相干的回憶。無論如何，我腦海裡總能清晰地閃現出梅耶先生的身影。梅耶先生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了。我似乎看見他正站在一階樓梯的頂部，正等著迎接我們一家呢。
他看上去和十年前當我還是個八九歲的小男孩時一點兒沒變。只是現在我突然發現了自己以前從沒有注意到的一點，就是他看上去和那個連環畫上的“憂鬱的蓋斯”
簡直像極了。
我們握著手，互相問候後就走進了他的住所，這時，我看到了梅耶先生的妻子。
她剛剛從廚房裡出來，用她戴著的那個潔白的圍裙不停地擦著雙手。她是個瘦弱嬌小的女人，總顯得那麼幹淨利索，還不愛說話。她用德語同我父母交談著。她德語說得特別的文雅，比我在家常聽到父母說的那種德語要好聽得多。有一件事我總也弄不明白，就是她大得足以做梅耶先生的媽媽了。當他倆手挽著手站在一起時，看上去真像一對母子。實際上，在嫁給梅耶先生之前，她是他的丈母孃。即使那時我還只是一個小孩子，我也能清楚地意識到這有多麼不同尋常。現在這位梅耶太太的女兒，凱蒂，曾是個非常年輕又漂亮的女人。梅耶先生愛上了她，很快同她結婚了，一年之後，她就死了，事先沒有一點兒徵兆。梅耶先生受了很大刺激，但是又過了一年，他又娶了他前妻的母親，就是現在這位梅耶太太。儘管如此，這對夫婦仍過得很好。這就是有關梅耶先生的大體情況，但還有件同這對奇特的夫妻相關的事卻使我感到更加不安。我每次去梅耶夫婦一家，就總感覺到我曾經在他們的起居室裡，坐在一把高高的椅子上大聲地背誦德文詩，當時起居室窗戶旁掛著一隻鳥籠，裡面關著一隻會唱歌的夜鶯。我也弄不清這是不是真的。但我母親總是堅持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她總說：“亨利，你一定是記錯了。那可能是在別的什麼地方發生的。”
但是每當我們一家去拜訪梅耶夫婦時，我總是習慣性地走到他們那間起居室，站在曾經掛著鳥籠的那個地方的下面，使勁兒去回憶當時的情景。就是到現在，只要我閉起雙眼並且集中精力，我還能栩栩如生地重溫那段難忘的經歷。
斯特林堡在他的《地獄》中有這麼一句話：“我最不愛吃帶棕色奶油汁的小牛頭肉了。”梅耶太太幾乎每頓飯都做防風草。頭一次吃，我就不愛吃這個菜，尤其是那種奶油防風草，現在，只要一吃防風草，我就不禁回憶起梅耶先生坐在我對面餐桌的首位上，臉上帶著一種憂傷的表情。我母親過去常常誇他，說他是個大好人，總是那麼安靜、體貼，而且無微不至。在我看來，他總顯得特別嚴肅。我從來沒見到他笑過。他那雙棕色的眼睛總流露出一絲悲傷。他一坐在那兒，就把兩隻手重疊地放在大腿上，毫無表情，除了無聊地捻弄他的大拇指外，全身上下一動不動。他說話時，聲音似乎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嗓音很低沉。我總覺得，他在和他現在的妻子的女兒——凱蒂談戀愛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