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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現在談聞捷之死，會使我激動難以自制。我們另約時間談吧。不過，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況跟你談，你心中有底，然後你再考慮寫不寫。”
她異常坦率，又異常倔強。她是個性很強的女性。
她說，她的父親是右派，叔叔被鎮壓。她是一個沒有“後臺”的普通的人。
1960年，她從華東師大中文系畢業，分配到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工作。
後來，她結婚了，生了女兒。由於意見不合，與丈夫離婚。
“文化大革命”中，她曾參加造反派，成為聞捷專案組的成員（她強調說，她不是組長——她不是黨員，不可能當組長。小說中寫成組長）。連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審查過程中，她讀了聞捷的作品，被深深感動，愛上了聞捷。當時，聞捷的妻子因受迫害而亡故。
她與聞捷的愛情，受到工、軍宣隊的干涉。她被送往東北，聞捷自殺離世……她，蒙受了第一次沉重的打擊。
“文化大革命”後，她以自己的生活為素材，寫出了《詩人之死》。上海文藝出版社決定出版。上海某些人聞訊，視為猛獸——因為聞捷之死與那些人有關。此書停了下來。不久，上海文藝出版社還是決定轉印，打了紙型。這時，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壓此書。終於此書無法在上海印，轉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關鍵時刻，福建省委書記項南給予支援，使此書問世。上海新華書店原訂六萬冊。印成後，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書，一本也不讓進。後來，總算進了一點點。有人看了，說：“寫一個專案組長跟專案物件的戀愛？！”
《人啊，人！》出版之後，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聲勢浩大的“批判”，反而使這本書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國出了燙金精裝本，香港出了兩種版本，法國出了譯本，日本、聯邦德國也在翻譯出版……可是，她不僅得不到版稅，連樣書也沒拿到。她對我說：“就像一個女兒，穿上了各種各樣的衣服。我作為母親，多麼想看一眼呀！”
為戴厚英寫《非命》（3）
戴厚英還告訴我，外國出版社編輯來滬，要求會見作者。復旦大學黨委請示上海市委宣傳部，未予同意。德國波恩大學馬丁教授求見，也遭拒絕。里根總統訪問復旦大學時，復旦大學有關的接待檔案上，專為戴厚英寫了一條：“如果外國記者問起戴厚英，就說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種人”。戴說，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屬“三種人”，為什麼強往這上面套？據說，上海市委一位書記在一次會議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戴說，這顯然不符合事實。這位市委書記當時不在滬，不瞭解情況，顯然有人向他亂彙報，欲置她於死地。
戴還說，上海某人訪美，美國幾乎不知道此人，卻不斷有人問及戴厚英怎樣。尤其是此人看到了《人啊，人！》的燙金精裝英文譯本，很不是滋味兒。戴說，嫉妒是難免的。由嫉妒發展到壓制、打擊，那就很不應該了。
戴說，對《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擊。
打擊，反而磨鍊了她。她說，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靜。她無心於功名利祿，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學上有所建樹。迄今她還不是中國作協會員。但是，她說，她在讀者中的廣泛影響，已無愧於是一位中國作家。最近，中國作協要她寫申請。她說，她不寫。她不願打著白旗進入中國作協。
她說，她在上海已待不下去。汕頭大學邀請她任教。她已決定去。學校不願放，她正在努力說服學校。
我問及聞捷的三個女兒的情況。她說，大女兒詠桔在上海當醫生，女婿是上海青年報記者；二女兒詠蘋在江西；三女兒詠梅在萌芽編輯部。詠桔、詠梅住在一起，在上海體育館附近。
正說著，電話鈴聲響了。電話裡問：“戴阿姨嗎？”戴則笑道：“是小妹呀！”打電話的正是趙詠梅，可見戴厚英與聞捷女兒仍非常親密。戴在電話中，告訴詠梅，葉永烈要採訪。戴徵求她的意見。她答：“由你決定吧。”戴說：“他是一位嚴肅的作家。相信他不會當做一件聳人聽聞的社會新聞來寫，而是揭露那個時代的黑暗。”
我問起戴，是否願自己來寫？她說，要寫的。但是，現在不會寫。等到她行將就木，那些干涉、壓制她和聞捷結合的人也差不多了，那時她如實地寫，揭露一切。她遺憾地說，她與聞捷戀愛時的信件，全被搜去，至今下落不明。那時，還有人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