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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回首我們的發展之路，自改革開放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之後，中國的貧富分化情況越來越嚴重，而在這一鐵的事實面前，現在卻有人鼓譟中國的問題是“國富民窮”，並提出了諸如平分外匯儲備、平分國有企業、平分國有土地、利用減稅藏富於民、利用股市藏富於民等措施。
筆者一直主張“創富於民”和“均富於民”，“創富於民”在前面的章節已經講到，如何“均富於民”則是本章重點。
第八節 六問民生困境之之六應該如何改善中國的民生困境？——“均富於民”有必要
第八節 六問民生困境之之六
應該如何改善中國的民生困境？
——“均富於民”有必要
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最根本的是“創富於民”，也就是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存率，只要勞動者創造的財富價值增加了，民眾的收入才會切切實實的增長，發達國家的工資收入遠遠高於我國，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勞動生產率遠遠高於我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最根本的區別就是勞動生存率的區別，發達國家的民生狀況比發展中國家要好，這也是非常明顯的，因此改善民生從根本上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樣才可以從整體上將蛋糕做大。另外蛋糕的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的，這也就是“均富於民”的問題，這就需要政府發揮作用。
現在中國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就是政府應該放棄基礎設施建設，將政府收入用於改善民生。筆者認為這種用犧牲國家建設來保障民生的建議不高明，在世界上任何國家，基礎建設都是政府的責任，西方發達國家在歷史上也是這樣，我們政府現在面臨著“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民生”的雙重任務，這兩個擔子都應該挑起來，那些主張政府應該放棄基礎設施建設，全力加大社保投入的說法，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
中國現在改善民生困境，最重要的是要縮小貧富差距，也就是“均富於民”，
關於打擊”新五蠹”的一些思路
“新五蠹”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違法行為，比如貪汙受賄、黑社會及*業，對於這些中國應該加大打擊的力度，另一類是暫時並不違法的行為，比如投機、不道德的商業行為、高管薪酬等，這三個問題現在還沒有有效的法律對其進行約束，筆者重點談這三個方面的問題：
針對投機問題，筆者認為中國應該制定《反投機法》將投機行為納入依法進行打擊的軌道，最起碼也要嚴禁在住房及食品領域的投機行為，反投機在技術上已經不存在問題，關鍵是認識上不到位，其實現在只要政府明確的表明一個態度，比如反對在住房及食品領域的投機行為，然後透過媒體進行宣傳，我們應該相信廣大的投機客還是會聽政府的話的，還是會與國家政策保持一致的。
針對不道德商業行為的監管，筆者認為中國在認識上還存在誤區，總是認為我國現在已經實行了市場經濟，只要不違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滯後的，也是存在漏洞的，其次，執法難，導致很多受害者不能獲得賠償，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對其進行打擊是不現實的，筆者認為加強行政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對於加強行政管理，筆者認為政府應該讓一些行業商協會擔當起行業管理的任務，因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在治理商業不道德行為的同時，往往存在著不夠專業的現象，政府對經濟生活中的具體現象不是很瞭解，如果政府能夠賦予一些行業商協會一定的公權力，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同他們沒有管好，政府和公眾就可以直接向他們問責，現在中國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行業組織，但這些組織其並不具備對行業管理及規範的職能，這些組織的潛力也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筆者曾在全國工商聯某直屬商會有過工作經歷，工作期間筆者發現中國現在行業商協會的作用遠遠沒有發揮出來，現在行業組織制定的規則基本上屬於行業自律公約，只對這些組織的會員具有約束力，但問題在於並不是行業內的所有企業都加入了行業商協會，行業商協會的規則只對會員有效，而對非會員無效，即使是對會員也是呼籲呼籲，而並非強制執行，因此很多東西都是形同虛設，如果這些機構能夠在政府及法律授權範圍內擁有對行業管理的“公權力”，那麼這些單位就可以對違背商業道德的行為直接進行處理，這樣中國也就不會存在那麼多“沒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 當然行業商協會也是在國家法律和上級主管部門的管理下運作的，以筆者看來這應該是可行的。
對富人有效徵稅
對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