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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近中國的現實。
作為一個學者，筆者認為本書在理論上存在幾個鮮明的特點：
（1）世界上實現現代性的方式絕非只有西方模式。作者在第4章中提到：未來世界不只存在一個占主導地位的西方現代性，還會有很多其他的現代性。雖然馬丁不是第一個提出這種觀點的學者，但他列舉中國的例子來證明這個觀點，顯然很有新意。
（2）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從1648年國際關係進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組成國際社會的基本單元，並習慣於用“民族國家中心觀”來分析問題，但這並不適合於中國。已故麻省理工學院白魯恂（Lucian Pye）教授曾有一段經典言論：“中國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國家，她更是一個有著民族國家身份的文明國家。中國現代史可以描述為是中國人和外國人把一種文明強行擠壓進現代民族國家專制、強迫性框架之中的過程，這種機制性的創造源於西方世界自身文明的裂變。”這段話為中國研究開闢了全新視角，在如今很多西方學者和海歸學者都繼續沿用“民族國家”單位來分析中國問題的背景下，本書作者堅持從文明國家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實乃對中國研究方法論做出的一大貢獻。
（3）作者關於“中央王國心態”（mentality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分析，也是對中國特性研究的一次勇敢嘗試，且不論其觀點到底有多麼準確，至少能讓中國讀者瞭解到西方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起到兼聽則明的效果。
在本書觀點中，最容易刺激西方人神經的觀點，應該是“中國崛起遠遠超出經濟的範疇，包括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崛起，而且中國崛起的影響遠大於美國崛起的影響”。筆者個人認為，要準確判斷當前中國所處的狀態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目前中國處於工業化的高速增長時期，經濟發展勢頭堪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媲美，但是同時社會卻陷入了嚴重失序（disorder）的境地——舊秩序在消失，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中國是當今大國中情況最複雜、內部矛盾最多的國家。這給社會科學各領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畢竟現有的社會科學都是根據北美、西歐等地區人們的集體心理和集體行為總結出來的，所以在解釋中國問題時顯得比較蒼白，缺乏信服力。在此，筆者建議用“雙重特性方法”（dual identity approach）分析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
中國是處在現代化中的巨型國家，用一般意義上的“大國”來形容中國不甚妥當。根據農業專家的觀點，從糧食消耗量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人口實為14億，相當於包括俄羅斯歐洲部分在內的整個歐洲的2倍。另外，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極快，過去60年中國現代化的成就基本上等於歐洲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200年。經過百年的探索，中國目前已經基本適應工業文明，在農業文明時期表現卓越的中國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過程歷經痛苦，但是取得的成就也非凡無比。隨著中國的崛起，工業文明的歷史正在進入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工業化與歐洲千萬級人口的結合；第二個階段是工業化與美蘇1億級人口的結合；而在當前的中國，工業化正在與10億級人口結合，其世界史意義無論怎麼估計都是不過分的。這些都是中國故事的一個方面。
中國故事的另一方面，便是龐大的巨型國家內部面臨的眾多現實挑戰和不確定性，現實方面的挑戰媒體和學術界天天在述說，這裡就不談了。筆者更看重的是中國古代傳統和近代傳統中的問題。自宋朝之後，中國內部開始出現勢力強大的文明*（非社會學和政治學意義上的“*”），導致內部衰敗和外部入侵。儘管中國文明在接受現代化洗禮的過程中，採用了反思、革命、改革等多種手段遏制文明*，但結果如何卻仍無法知曉。另外，從晚清開始，中國精英層就開始反思中國的文化，其中還出現過兩大反思高潮，即20世紀一二十年代的“新文化運動”思潮和80年代以來的“思想解放”思潮，近百年的反思使中國文化取得了斐然成就，使我們能夠用現代學理來梳理傳統文化，但也不乏錯誤思潮，“文學家式的批判主義學統”便是其中之一。這種思潮的特點是感性而非理性地看待中國，雖然能準確意識到中國存在的問題，卻無力理解、分析和解決問題，所以最終只能“我罵故我在”，以激憤的批評代替冷靜的分析，以偏概全，以點帶面，其邏輯錯誤在於將中國人在一段時期內未能成功應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