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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買這些東西時，他就一臉壞笑地說：“讓克里斯去吧。”
至少奧菲麗婭還替我著想，把要買的東西寫在紙上，還給我拿上個牛皮紙袋，但這已經無濟於事。我懷裡抱了三大包高潔絲，因為商店給的袋子里根本放不下，然後我聽到自己身後有人衝我指指點點，“瞧，這個娘娘腔！”
我該怎麼辦呢？把衛生巾往地上一扔，去踢那人的屁股，還是假裝沒聽見，而放任這種事在學校和鄰里間迅速傳開？我眼前彷彿能看到郵差和弗萊迪兩人泡在魯克的快樂屋酒吧（人們都管郵差叫大輪兒先生，我對他還真有幾分敬畏），他們和周圍人大肆宣揚“娘娘腔”就是那個沒爹的野種，那我還怎麼在這兒過下去？
最後，我還是忍著沒發作，咬著牙回到家，誰讓家裡這些女性的生理週期都趕在了同一時間，我也一點沒想過自己這種對於女性的敏感，有朝一日也許會成為一筆財富。雖然遭此奚落，但我和其他孩子相處的原則還是儘可能少發生衝突。因為家裡已經充滿火藥味了，我希望在學校和街坊四鄰還是儘量用外交手段解決問題。
但由於我的個子一天天長高，比周圍的孩子高出一頭甚至都不止，一旦發生爭吵，動手可能就在所難免。因為街上就是這規矩。其他的孩子可能會先衝我動手，因為只要我這大個子被制服了，我那些朋友就自然不在話下。有時候我實在有些煩了，甚至覺得該換些大一點兒的朋友一起玩了。但不久之後，我就學會了要利用自己的身高和強勢，用凌厲的眼神或是言語，來避免正面衝突的發生。只有真是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我才會動手。
我有個朋友叫諾曼，見識了這種所謂迫不得已的正面衝突。那是在一天下午，當我們一群人正沿著第十大道右街往回走，邊走邊玩。
諾曼聽說過一個星期之前， 媽媽為躲避弗萊迪的毒打逃到一家商店的事情，弗萊迪拎著槍在後面窮追不捨。當時我倒是沒有親眼看見，但是也聽人講弗萊迪如何闖進商店，用槍口指著大家，問媽媽藏在哪裡，把所有人都驚得面如死灰，魂飛魄散。媽媽偷偷溜出來，上了輛計程車想逃離這是非之地，可是聽任媽媽怎麼苦苦哀求，司機就是不為所動，車子壓根就沒動地方。聽到這些讓我火冒三丈。
更讓我受不了的是，弗萊迪衝了出來，把媽媽從計程車裡拽了出來，就在大街上大打出手，而周圍都是跑出來看熱鬧的人群，大家卻聽之任之，一言不發。無論是這種肆意的傷害還是惡毒的侮辱，沒有人出來主持公道。無論是警察還是街坊四鄰，大家都是袖手旁觀。甚至連我的舅舅們都沒有插手管管這事情。倒不是因為什麼害怕，其實弗萊迪根本不是我舅舅的對手，而是大家不願意插手媽媽的家事。我也從沒往這方面想過。在當時，很多社群已經不再對家庭暴力不聞不問了，但我對此卻一無所知，即便是有這樣那樣的求助渠道，我們也根本沒有聽說過。我看到的只是人們的袖手旁觀和若無其事。
我已經不需要更多的刺激就能堅定除掉弗萊迪的決心，但是當諾曼學媽媽在街上狼狽逃跑的樣子時，我頓時就血往上湧，忍無可忍。
“克里斯，你看呀！”諾曼邊走邊說，學著媽媽躲躲藏藏的樣子，“還記得嗎？”接著他又模仿弗萊迪端著槍的樣子，假模假式地說，“‘她人藏在哪？在哪？’你還記得嗎？”
我彷彿是火山一樣，瞬間爆發了，連我自己都被嚇了一跳，我一下子撲了過去，拳頭雨點般的落在他身上，一腳接著一腳把他一路踢了回去，把所有對弗萊迪的積怨都發洩在諾曼的身上。
從那以後，沒人再敢和我提媽媽的事情。但唯一的例外是弗萊迪的一個親戚，他當時已經二十多歲了，而且還常來我家，對媽媽頤指氣使，根本談不上絲毫的尊敬。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有一次，媽媽讓他別鬧騰了，他就破口大罵：“你怎麼敢這麼和我說話，小心我把你的腦袋打爛。”
我當時恨得牙根癢癢，幾乎就按耐不住又要大打出手，但我還是忍住了，咬牙坐在一旁，一聲不吭。但我心裡默默記住了這一切。雖然他並未屢屢如此，但我在很多年後仍無法釋懷。大約40年後，有個親戚邀請他來到我在芝加哥的家中參加感恩節晚宴，那是在我自己的家中，所有的食物都是我買來的，可我卻根本吃不下。有他在場，我根本就沒法坐下安心吃飯，因為我擔心自己會忍不住對近在咫尺的他大打出手。他過得很慘，一個腎臟被摘除，已經是弱不禁風，只要我當腰給他一拳，他就可能命喪黃泉。他當年對待媽媽的方式根本讓我無法忘卻，更無法寬恕，他已經把我深深激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