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蕩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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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中日開戰，慈禧太后從頤和園移駕紫禁城，滿朝官員都出城迎駕。當日，恰逢暴雨，路面積水頗深，文武百官個個匍匐路旁，衣帽盡溼，兩膝泡在水裡，頂戴上的紅纓流下鮮紅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張之洞的堂兄張之萬，已年過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轎經過眾官時，竟連眼皮也沒有抬過一下，眼前視若無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後，他說，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其實滿朝文武最不應該有這種念頭的就是他了，因為便在三個月前，他剛剛“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狀元。而更讓人瞠目的是，一年後，這個叫張謇（1853…1926）的江蘇南通人宣佈放棄仕途，轉而去做一個商人。

狀元下海辦廠，是千百年來的一個天大的新鮮笑話。自從唐太宗李世民開科取士，自詡“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以來，殿試摘桂是中國書生一生中最大的榮耀。然而，張謇經商卻顛覆了所有的光榮。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個大錘，其震撼效應難以形容。

張謇經商的動機，與賺錢無關。他起自農家，苦讀成名，有過10年不得志的遊幕生涯，最遠還去過朝鮮，當狀元時已年過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輕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產生過“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想法。他還曾替張之洞起草過《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疏》，明確提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他把自己下海經商稱為“捨身喂虎”，竟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在一篇晚年自敘中，他回顧說：“張謇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反覆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持，捨身喂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願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既決，遂無反顧。”

張謇要辦一個紗廠，他起名為大生，其意源自《易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當時，日本商人獲准在上海開辦紗廠、絲廠，張謇頗有與之爭利的意思，而且江蘇一帶是絲綢之鄉，紡布織紗古有傳統。他聯絡了南通當地的6個布莊老闆、木材商和典當行商人作為合夥人，商定辦一個兩萬錠的紗廠。

1894狀元辦廠（5）

狀元辦廠，雷聲很大，但是實際上卻很窘迫。他的創業資金只有區區2　000兩白銀—其中700兩還是向朋友借墊的，也就是說，並沒有大官巨賈在背後支援。在官職上，他也不過是一個虛銜的翰林院編修，沒有什麼權力可以利用。於是，大生紗廠從一開始就很有現代企業的氣息。他擬定了一份《通海大生紗絲廠集股章程》，公開向社會集股60萬兩，分6　000股，每股100兩，預計每股每年可以獲利22兩。他打算以兩個月為期，在上海、南通、海門三處完成認購。

然而，儘管投資回報頗為誘人，而且張謇還有一個顯赫無比的狀元光環，但是，募股卻很是不理想，很多人對這個從來沒有經過商的書生不信任，還有人問他，“什麼是工廠？”他去上海招股，數月下來一無所獲，還把囊中的錢都花了個精光，只好擺攤賣字才湊齊盤纏回了南通。張謇連寺廟、道觀的錢都想到了，有時湊不了100兩一股，就連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筆僅37兩，集股之難，可以想見。

一年半下來，那6個一開始跟著他玩的商人也先後跑了幾個，到1896年底，辦廠的錢才籌了不到8萬兩。這時候，對張謇頗有好感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幫了大忙。他提出，國營的南洋紡織局有兩萬多錠積壓已久的紗機沒有用處，可以將這些裝置折成官股，與張謇搞一個“官商合辦”。這批英國造的機器已在上海碼頭擱置5年之久，日曬雨淋，連包裝木箱都破了，機器零件鏽壞的佔了十之三四，光是搬運和擦鏽就需花去6　000兩。聊勝於無，走投無路的張謇硬是咬牙接下這堆機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股本定為50萬兩，其中，兩萬官錠折價官股25萬兩，他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