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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際的行政能力，只忙乎了兩個月，它就無疾而終了。企業家們的嘗試遭到了輿論的嘲笑，《東方雜誌》的一篇評論便諷刺說：“最可笑的是，上海商會妄欲組織商人政府，自認為民治委員會基本會員，一若除商人外無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無人民者，更若除上海總商會之商人外無人民者，即此一端，其無知妄作已可悲矣。我們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識，每激於一時熱情，殊不知盲從妄作，根本已錯。”其言刻薄，卻也點出了商人主政的三個缺陷：一是愛搞“小圈子”，二是缺乏民眾基礎，三是沒有明確的執政主張。令人好奇的是，唯一對總商會行動持鼓勵態度的是已經成為共產黨員的毛澤東。他在《響導週報》上發文《北京政變與商人》，認為：“上海商人業已改變從前的態度，丟掉和平主義，採取革命方法，鼓起擔當國事的勇氣……”①
企業家階層的自治努力在這之後數年內還將持續下去，每一次都因為缺乏民眾基礎和憲政理論支援，而顯得幼稚和缺乏持續性。在一個現代國家，自治政府及議會制度的真正確立，需要一個自由或穩定的社會環境，在那樣的社會內部，各種利益集團以公平協商的方式共存，可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內亂遠未停止，暴力隨時可能打斷和平的努力。因此，白吉爾把這一時期的失敗，稱為 “一個不自由年代中的自由主義的失敗”。她評論說：“資產階級的作為，通常顯得模稜兩可，缺乏條理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