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變華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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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杜爾的債券投機泡沫最終破裂的時候，社會大眾強烈的憎惡之情是一望即知的。投機商們被人們戲稱為“漢密爾頓的突擊隊”以及“有價證券的小獵犬”。在各地小報上“臨時債券狂熱症”（scriptomania）、“臨時債券面值症”（scripponomy）和“臨時債券恐懼症”（scriptophobia）這樣的詞語滿天飛。一位費城居民寫信給當地的報紙，抱怨自己在黨派路線鬥爭的戰場上雖然想走中間路線，可是卻根本走不通。儘管他不願意加入本地的傑弗遜*協會，但是他也希望街坊們相信自己絕對“不是托利黨人，也不是英國特務，更不是投機商”。麥迪遜對於這場在道德上令民眾厭惡、在政治上違背民意的現象做了如下總結：“這個社會體系一定是出了某種差錯，這種差錯是嚴重的，它既是道德方面的錯誤也是政治方面的錯誤。這個社會體系居然把回報與獎賞從那些付出了最高昂代價的人手裡轉讓到了那些根本沒有為此付出任何代價的人手裡。”

貴族老爺（5）

在這場政治演出舞臺的中央矗立著一個巨大的反諷，這個反諷將向他們的美國後代灌輸他們對於華爾街的態度。在這場你死我活的對抗中，雙方都有正當的理由，不過雙方追捕的卻都是同樣虛無的幽靈。漢密爾頓幻想著開明紳士們的投資活動完全是為了公共利益而無私奉獻。傑弗遜看到的則是賭場上的“騙子”和“無賴”。雙方的見解都是正確的。威廉·杜爾的悲慘經歷就是一個例證，他就是一個文明社會里的惡棍。但是，兩位開國元勳同時也都犯了錯誤，因為他們預言敵對雙方最終的衝突將難以避免，但實際上這些敵人只是自己心目中的假想敵而並非真正的敵人。

漢密爾頓絕對算不上一個真正的封建貴族。他也不曾當真以為貴族們在新世界能夠成功復辟一種官本位的貴族統治。可是，他確實感覺到“群氓統治”（mobocracy）是令人憂慮的，並且害怕“雅各賓派”旨在削平一切的平均主義的*制度本性。在他看來，這種絕對平均主義容易使民眾徹底拒絕合理的社會契約所規定的公民義務。但是，城鄉各地值得尊敬的世襲地主們幾乎不可能成為革命的平均主義者。美國也沒有什麼殘忍嗜血的無褲黨（sansculottes）準備豎起絞架，儘管農民階級也曾經因為政府的苛捐雜稅以及其他政策而揭竿而起，但是他們也不會贊成極端的平均主義。舉例來說，謝伊斯起義（Shays‘s　Rebellion）就很能說明問題，起義者只是想把封建地主的莊園付之一炬，這完全是法國扎克雷（Jacquerie）農民起義在美國的翻版。另外，儘管漢密爾頓的這種擔憂有些杞人憂天，但是他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錯覺。他認為像杜爾這種人（即使並不是說杜爾本人）是能夠為社會做出一些無私奉獻的，這讓人們聯想到開明貴族的理想版本。他們為購買國債提供的大量資金，可以幫助供養一個統治政權，一個由“智者、富者與善者”組成的政權。他相信，“一般來說，那些最願意借錢給國家的人往往都是開明的人”。他用下面的話評價那些貴族出身的豪富巨賈：“與那些貧苦百姓相比，這些人的邪惡倒有可能有利於國家的繁榮富強，而且帶有的道德墮落行為也相對要少一些。”但是，形勢發展卻讓漢密爾頓非常懊惱，因為他自己曾經當著美國人民熱捧的那種現代商業社會竟然播下龍種卻生出了跳蚤，這種商業社會養育出的生意人往往把自己承諾的社會責任當做放在汽車後座上的陪襯，追逐最大的獲利機會才是他們的頭等大事。漢密爾頓就陷入了這種兩難的窘境，威廉·杜爾正是造成這種困境的一個例子。

同樣地，傑弗遜*制度派也對他們想象中的那個貴族統治制度進行攻擊。但是，歷史事實表明，這個“貴族階級”確實只是一些初出茅廬的財閥鉅商，他們是用資本主義思想武裝起來、卻沒有任何行政職務的社會精英。他們之所以每每急欲表現出那種世襲貴族的傲慢派頭，只是為了增強他們自以為是的統治地位，提振自己的社會自信心。在紐約，漢密爾頓的聯邦制擁護者們創立了“匕首騎士派”（Knights　of　the　Dagger）來打擊*與共和派人士，驅散他們的公開*，打壓他們中間的“自由支柱派”（Liberty　Poles）。威廉·杜爾的兒子就是這樣一位騎士。他們渾身上下全是貴族的穿著打扮，家裡的馬匹和馬車上都裝飾著貴族傳統紋章的羽冠，他們學著英國上流社會的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