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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旅行讓她沒有多少時間和她的丈夫一起去國外旅行。” 有職業的妻子和母親被認為不僅會危及她丈夫的幸福和職業前景。她還被認為讓孩子們也處於危險之中。1997年在對英國小保姆露易絲·伍德沃德(Louise Woodward)的審判中,她被指控為謀殺了9個月大的小女孩馬太·厄普恩(Matthew Eappen)。但媒體的注意力並沒有集中在案件本身,而是對準了孩子悲痛欲絕的母親。黛博拉·厄普恩(Deborah Eappen)是一個醫生。在反覆地推敲之後,她被當成了一個例子用來說明女人不應該工作,而應該待在家裡。 《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名為“當疑問變得清晰”。文中認為那些富裕的女人去工作是因為自私,她們做出去工作的決定完全是一件很不負責任的事情:“但是對另外的許多家庭來說,有更多令人感到棘手的事情,這樣一來,要想說清這件事可真是令人撓頭。如果說媽媽離開家工作的原因是為了錢,那麼孩子們將會變得充滿恐懼,或者是過於在乎金錢。說到自我滿足,她這樣做究其根本是因為自私,是把她自己放在了家人的前面。”這樣一個說法進一步加強了一個觀點:妻子的工作總是沒有她丈夫的重要,不管她能賺多少錢。而女性進入工作領域對家庭收入成為補充,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的神話也被尖銳地批評:“但是不管公正還是不公正,兒童專家認為,在夫妻兩個人都工作的家庭裡,母親經常被認為是更多應該考慮是否要出去工作。” 即使馬太·厄普恩的父母都是醫生,妻子的職業所佔的地位被認為是可有可無的。但丈夫的職業卻不會被這樣認為。《紐約時報》說,有職業的中產階級妻子甚至是把工作當成了通姦的機會:“儘管第二份收入可以幫助付賬單,但對於許多女人來說,工作的意義並不僅僅是為了錢。尤其是在付了稅,支付了照看孩子的費用後,這些錢並沒有多少。真實情況是,出去工作是一種非法的愉悅,經常會有暗地裡的偷情。” 這篇文章最後的結論是最終大多數女人無法處理這份橫亙在家庭與工作之間的“感情行李”:“對一些人——沒有人知道準確數字是多少——這件感情行李太過沉重了,以致於難以拖到辦公室去,這就讓一些人選擇放棄工作或者是切斷原來的情感聯絡,經常是讓她們自己進入到所謂的媽媽軌道上去。” 。。
第三部分家務魔法(10)
到1997年,媽媽軌道這一概念廣為人知。這一術語的出現可以一直被追溯到1989年發表在《哈佛商業評論》(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份研究報告,在這篇文章裡,菲利斯·N·斯沃茲(Felice N�Schwartz)把在公司裡工作的女性分為了兩種:一種是“職業和家庭”女性,她們需要的是一些低薪的工作,但相應的要求工作時間有彈性,這樣她們能夠照顧到家庭。另外一種是“事業第一”的女性,她們能夠在公司會議室裡佔據一個顯要的位置。斯沃茲認為,如果女人在支撐家庭的同時還要在公司裡爭取更高的位置,那麼公司結構就必須提供更大的空間。她的建議被認為是“危險的”和“落後的女性主義”的,因為這給了公司一個藉口進一步限制女性的職業前景。沒有被討論到的一個問題是公司結構隱含著一個假設:男性職員有妻子,同時卻在更嚴重的程度上反對女性職員擁有這一權力。 到了90年代後期,我們已經習慣於聽到一些女性在升職時受到阻礙的故事。甚至是超級女人也不能往前一步。試圖在職業領域抱有雄心壯志和家庭之間取得平衡的女人被看作是神話傳說裡那個愚蠢的伊卡洛斯,她曾經用蠟做的翅膀一直往上飛,最後到了和太陽很近的距離。結果會怎麼樣呢?掉下來摔死。1997年,倫敦最有名的基金經理人之一尼克拉·霍利克(Nicola Horlick)在被她所供職的摩根銀行以違背合同為理由解僱了,這之後她成了全英國都在嘲笑的女人。銀行宣稱霍利克曾經與對手公司進行洽談,並且想帶走她手下的職員。但是真正讓霍利克成為媒體注意焦點的並不是她違背合同這一事實,而是作為一個35歲的女性,她有能力去處置銀行裡的11億英鎊基金,她領導著一個35人的團隊,拿著100萬英鎊的薪水,同時她還是一個妻子和一個母親。《衛報》在提到這件事的時候,帶了幾分諷刺的語氣:“昨天令人愉快的標題說一直在天上飛行的超級女英雄落到了地上,她終於被打落在她本應屬於的地方。” 還有一些很可怕的警告在給有工作的妻子提供更大的障礙,這一說法認為那些被工作忙碌的妻子扔到一邊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