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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正如研究者勞裡·阿斯克瑞夫特（Laurie Ashcraft）說的那樣，二十幾歲的年輕女性不再想像她們的母親那樣努力在職業領域佔得一席之地，她們說：“給我孩子，不要給我錢。” 與其為女性重返家庭找出一大堆理由，比方說是因為渴望成為妻子或者是母親，或者是受挫的結果，不如把這一現象當成女性主義自身的缺陷必然導致的結果。被猛烈攻擊的一個目標是貝蒂·弗裡丹，她寫作《女性的奧秘》的動機受到了質疑。丹尼爾·霍洛維茨（Daniel Horowitz）寫了一本帶有批評性的傳記《貝蒂·弗裡丹和〈女性的奧秘〉的寫作：美國左翼、冷戰和現代女性主義》（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譴責她故意歪曲事實，把自己描寫為一個普通的回到家庭的主婦，透過忽略自己所受過的教育拉近和讀者的距離，這是對讀者的欺騙。他還指責弗裡丹誇大了女性的不快樂，目的是取悅於自己的出版商。 然而，這些批評沒有注意到的是即使弗裡丹在寫這本書時是個很不快樂的妻子，她還是假定大多數女性都會結婚生子。正如她在1973年的那一版的前言中所寫的那樣：“我不能透過拒絕性和人性本身來定義‘解放’一詞，我們需要去愛——有時候我們還會去依靠一個男人。”但是她也強調，只有女性被允許擁有一個家庭，而這家庭中的孩子們能得到足夠的照看的時候，這一情況才可能實現。她所不曾預見到的是女人居然真想待在家裡，撫養孩子。 市場和那些想讓女人回家的人之所以提出“有力的家務活動”這一說法，應該歸結於妻性鴻溝，自弗裡丹那一時代之後，家庭主婦的實際意識只發生了很小的一點變化。政治上正確的說法是用“在家庭之外工作”來界定那些有工作的女性，以免觸犯那些“在家庭內部工作”的女性，但這一做法並未改變家庭主婦的工作不被當作應該付費的工作嚴肅對待這一事實。 每個人都聽過諸如此類的故事，比如我認識的一個女人有工商管理碩士文憑，她放棄了經濟分析師的工作，和三個孩子一起待在多倫多的家裡。有一次她出席了一個她丈夫的同事在場的聚會。“我無意中聽到一個女人問我丈夫我是做什麼的”，她說，“‘做什麼，她待在家裡。’我幾乎要暈倒了。難道他真是那麼想的嗎？” 重新對家庭主婦定義的努力集中在一些表面問題上，比如術語或者是改變一個人的態度。在出版於2001年的《一個聰明女人對居家生活的忠告》（The Smart Woman’s Guide to Staying at Home）中，倫敦的資產淨值分析師梅莉莎·希爾（Melissa Hill）說家庭主婦被稱為“家庭管理者”，好像運用勞動力中的術語就能提高這一角色的地位。在2003年4月，加拿大的女性雜誌《HQ》重新使用他們在90年代後期已經放棄的“家庭主婦”這個名字。那時候，放棄“家庭主婦”這一名字就像是肯德基油炸雞把名字變成KFC，以避免和難吃的“油炸”食品的聯絡一樣，是一種不失精明的市場策略。到2003年，潮流又發生了變化。《家庭主婦》（Homemaker）的編輯告訴《國家郵報》“做一個家庭主婦不再是消極的選擇”。它重新發行的那一卷以寶妮·富勒（Bonnie Fuller）的故事最為醒目，寶妮·富勒是《美國週刊》（US Weekly）的一名編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工作著的母親——她們能擁有一切嗎？寶妮·富勒在工作、愛情和孩子之間的平衡。” 在對新的家庭主婦的所有讚美中，沒有對選擇待在家裡的女性做出新的描繪。相反，比較容易的是回憶尋找解決辦法的那段時光。許多暢銷書紛紛勸告女性回到理想化的家庭生活中去。非常具有諷刺性的是，當初正是以對家庭生活的討論才引發了20世紀的女性主義運動。 那些有著很好職業的女性寫的書總是努力讓女人們確信她們將會透過家務勞動獲得滿足。《母親沒有告訴我們的》（What Our Mothers Didn’t Tell Us）出版於1999年，這本書指導女人們在二十幾歲時就去嫁人生子。這本書的作者丹尼爾·克瑞登頓（Danielle Crittenden）對50年代的郊區生活做了非常浪漫的描寫：“很多人嘲笑50年代的婚姻，其中很多人太過年輕，根本就沒有經歷過那一段，他們只能懷著敬畏之心去閱讀——我還應該怎麼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