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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拉姆斯菲爾德佔領了五角大樓的講臺，表現出他慣常的自信。“華盛頓還有比他更傑出的情況介紹人嗎？”《華盛頓郵報》一位記者這樣問道。⑦職業軍隊領導人被籠罩在拉姆斯菲爾德的陰影裡；沒人能像科林·鮑威爾在擔任參聯會主席期間或諾曼·施瓦茨科普夫在“沙漠風暴”行動中那樣被允許佔據舞臺的中心。
開戰幾天後的短暫時間裡，拉姆斯菲爾德似乎陷入了嚴重的麻煩之中。當美軍部隊放慢了向巴格達的推進，而美國似乎正在走進一場艱難而漫長的鬥爭時，批評者譴責拉姆斯菲爾德制訂的計劃有失完善。有些人，包括退休的軍隊領導人抱怨，這位國防部長批准進行了一場人力不足的入侵。“對打仗，我比他［拉姆斯菲爾德］懂得多多了，”巴里·麥卡弗裡將軍說，“問題在於，他們選擇用一個裝甲師奔襲250英里進攻巴格達，沒有後方掩護，也沒有第二條戰線。”⑧但是，僅僅幾天之內，美軍就開進了巴格達，伊拉克的抵抗瓦解了，對拉姆斯菲爾德作戰計劃的攻擊隨之很快就停止了。
拉姆斯菲爾德傲慢好戰的態度在戰爭結束時給他帶來進一步的麻煩。當爆發了搶劫，巴格達情況惡化到一片混亂時，國防部長對這些新聞的反應漫不經心，把它看做戰爭和專制政權終結的預料之中的副產品。“總會出點亂七八糟的事的！”拉姆斯菲爾德冷嘲熱諷地說，“是夠亂的，自由就是會亂。”⑨32年前，作為尼克松政府一名年輕的國內政策官員，拉姆斯菲爾德曾自告奮勇去負責東南亞的戰後重建，從而步入了外交政策領域。現在他作為國防部長，對戰後發生的事情，顯然沒有像對戰爭本身以及發展美軍的未來戰爭能力的任務那麼濃厚的興趣。
對拉姆斯菲爾德來說，出任布什政府的國防部長，是一個難得的角色。拉姆斯菲爾德70年代掌管五角大樓時，美國正努力從軍事失敗中恢復元氣，沒有爆發新的戰爭，美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由國務院決定。此次他掌管的五角大樓，則是個積極在海外從事軍事行動並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動力的機構。五角大樓給了拉姆斯菲爾德一個機會，去展示他與媒體周旋的技巧以及重組和震懾大機構的能力。國防部長的工作也使他有沒完沒了的官僚仗要打，有形形色色強大的個人和機構利益要他去挑戰。
他從未成就早年當美國總統的抱負。拉姆斯菲爾德命中註定要成為美國最完美的戰爭部長，一個有時看起來甚至權蓋總統的內閣部長。他在第二個布什政府裡的表現大概能使他的前老闆尼克松精神振奮。
美國入侵伊拉克並不能算是科林·鮑威爾的個人勝利。美國的軍事戰略表明，五角大樓已開始背離鮑威爾的作戰方法；伊拉克戰爭強調的不是佔有壓倒優勢的軍隊，而是速度和機動性。戰後對伊拉克的佔領看起來也與鮑威爾及其上司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在80年代確立的謹慎原則大相徑庭：長期投入美軍部隊，但對何時及如何結束作戰則沒有任何明確的計劃。
結束語（4）
鮑威爾是“火神派”成員之一。在長期的職業生涯中，他在美國政府中擔任過的高階外交政策職務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然而他運氣不好，在一個經常極度不信任外交的政府裡當了國務卿。鮑威爾在解決問題和管理方面具有相當高的技能。他從不裝扮成一個幻想家，雖然在“9·11”襲擊後，國務卿這個職務有時似乎需要點想象力。美國正處在重新確定與其他國家關係的過程中。布什政府的其他人明確提出了他們對世界的設想，美國在這個世界裡首先必須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鮑威爾沒有提出明確的選擇。
鮑威爾的作用，以及他與另外幾個人在其他時間和地點發揮的作用非常奇特。他是一個忠實的親信兼有異議嫌疑的人，一個一邊執行領導的政策，同時試圖改造和緩和這些政策以便使公眾更容易接受的高層官員。鮑威爾是美國的周恩來，周是中國總理，是毛澤東的副手。鮑威爾像周恩來一樣，最受他為之工作的政府的反對派所欽佩，最不受這個政府最狂熱的支持者歡迎。這兩派往往認定他私下裡在反對人們看到他在公眾面前執行的政策。但鮑威爾對這些政策的反對從未激烈到要辭職的地步，而且，他也繼續得到他為之辛勤工作的領袖的支援。
伊拉克戰爭接近尾聲時，眾院前議長紐特·金裡奇公開發起了一場反對鮑威爾領導的國務院的攻勢，譴責它削弱了總統的政策，未能為美國贏得海外支援。“美國無法用一個破碎的外交工具來領導世界，”與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關係久遠的金裡奇宣稱。常務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的粗魯回應令人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