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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姆的思想和他的知識架構大部分不是他自己的東西。他本人是一位名叫列奧·施特勞斯的哲學家的門徒和普及者。施特勞斯是德國猶太人，在納粹鎮壓中離開歐洲，到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任教。布魯姆的許多理論——尤其是他批判的在他看來瀰漫著現代知識界生活的相對論情緒——都是直接來自施特勞斯。在芝加哥大學，布魯姆曾在施特勞斯手下做過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就題獻給了施特勞斯，曾經把他第一次與施特勞斯相遇說成是一生當中“最關鍵的時刻”⑧。
保羅·沃爾福威茨在康奈爾大學念四年級的時候，決定申請研究生院，不是攻讀數學或自然科學，而是攻讀政治學和國際關係。他的父親做了最後的努力，想勸他改變主意，堅持說如果他打定主意放棄純自然科學，應該至少學經濟學，這比任何其他的社會科學學科都更接近數學。他的請求很快遭到斷然拒絕。保羅·沃爾福威茨同時被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院錄取了。他選擇了芝加哥大學。一個關鍵因素是列奧·施特勞斯仍在該校任教。沃爾福威茨覺得施特勞斯是個特殊人物，是不可取代的資產。他希望更多地瞭解他。⑨
列奧·施特勞斯是現代保守派運動的一尊偶像。他的影響目前在研究包括外交事務在內的公共政策的保守派中間特別強烈。他在學術界的繼承人包括新保守派雜誌《旗幟週刊》的編輯威廉·克里斯托爾、前###長威廉·貝內特、福山和哈佛大學教授哈維·曼斯菲爾德等學者，還有五角大樓和國家安全部門的不少官員。並非所有的施特勞斯主義者都是保守的共和黨人。曾經一度在比爾·克林頓總統的白宮工作的知識分子之一威廉·高爾斯頓也是施特勞斯的學生；像沃爾福威茨一樣，高爾斯頓先是在康奈爾師從布魯姆，接著到芝加哥大學研究政治學。⑩
施特勞斯的影響令人吃驚，因為他撰寫的那些大部頭的、深奧的著作，實際上沒有具體探討什麼外交或者國內政策問題。和布魯姆一樣，他的著作主要是關於理解經典著作、特別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及從洛克和盧梭到尼采和海德格爾等歐洲先哲的重要性。施特勞斯著作的一個核心思想，是對道德寬容精神的批判，他認為，道德的寬容統治了歐洲和美國的知識生活。他描繪了他所謂的“自由主義的危機——……危機的出現，是因為自由主義放棄了其絕對主義的基礎，並且正試圖變成徹底的相對論者”。施特勞斯指出，相對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問題在於，它們有可能退化為“不嚴肅的信念，即所有的觀點都是平等的（因此，哪一個都不值得進行熱烈的辯論、深刻的分析或者堅定的辯護），接著再退化為另一個令人不快的信念，即凡是贊成某個獨特的道德認識、生活方式或者人種至上的人，都有點像是精英論者，或者是反民主的——因此是不道德的”。施特勞斯談到需要一群出類拔萃的顧問，就像柏拉圖的《理想國》書中說的那樣，他們能夠使政治領袖和大眾認識到，必須具備美德和正確的對善與惡的道德判斷。
至於美國與世界的關係，施特勞斯的思想有幾方面的含義。首先，他的思想強調，一個領袖人物，行動果斷，信仰堅定，敢於與“暴政”作鬥爭（施特勞斯經常使用暴政這個比較老的詞，而不用專制這個更現代的詞），這非常重要。施特勞斯和他的追隨者們尤其崇敬溫斯頓·邱吉爾；在里根政府時期乃至其後很多年，華盛頓的施特勞斯主義者們每逢邱吉爾的誕辰日便會舉行###，一起啜飲白蘭地，吸雪茄。邱吉爾之所以吸引他們，是因為他敢於反抗希特勒。在一篇紀念邱吉爾的悼詞裡，施特勞斯寫道：“那位暴君正處在權力的巔峰。不屈不撓而又寬宏大量的政治家與瘋狂的暴君之間的差別——這種明白無誤的展現，是人類在任何時代都可以汲取的一個偉大的教訓。”
身為門徒的知識分子（4）
其次，在冷戰期間，施特勞斯的思想，為堅定徹底的###產主義運動提供了部分知識基礎。施特勞斯主義者們並不像很多自由派那樣，他們不受限制，不需要遲遲不做道德判斷，不需要考慮不同的文化價值和敏感的事物。
對於施特勞斯主義者來說，羅納德·里根總統譴責蘇聯是一個“邪惡帝國”，這是一座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