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戰爭內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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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過關鍵作用。

是什麼造成了斯考克羅夫特與賴斯，這位老師與他精心舉薦的女門徒之間在觀點上如此巨大的分歧呢？如何解釋老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中堅，為什麼會在小布什任期內變成忠心於政府的反對派呢？

斯考克羅夫特往往把分歧歸結於國內政治。他認為，小布什及其政治顧問卡爾·羅夫表述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方法，能夠吸引共和黨保守派，他們是共和黨的支援基礎。他們試圖從布什的父親在1992年競選失敗中吸取教訓。斯考克羅夫特對外交政策的關心遠超過政治，但即使是他，在那次競選失敗10年之後，也承認沒有給予共和黨保守派基礎足夠的關注是老布什政府所犯的嚴重錯誤。

然而，國內政治只能部分解釋從第一個布什政府到第二個布什政府的變化。“火神派”對外交政策是認真的，併為其貢獻了他們大半的職業生涯。他們正在改寫半個世紀以來指導美國與世界關係的一些基本原則。他們正在乾的遠遠超過了在國內政治中所必須做的，他們顯然信仰他們正在做的事情。

賴斯的一些同事提出了另一種解釋：從老布什到小布什的轉變，反映了年齡差別和一代人的差別。按這種理論，斯考克羅夫特、貝克和伊戈爾伯格代表著上一代人，他們仍然信奉伴隨了他們大半生的冷戰時期的謹慎與剋制。相比之下，賴斯及其一些助手，諸如國家安全副顧問斯蒂文·哈德利，是在老布什政府裡獲得他們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最初經歷的，那時，他們目睹了整個世界發生積極變化的可能性。

走向伊拉克戰爭（4）

但是，這種以年齡為基礎的分析似乎是不充分的。小布什政府裡起主要推動作用的還包括切尼、拉姆斯菲爾德和沃爾福威茨。這三個人都不是在老布什政府時才聲名鵲起的，而是更早，在尼克松—福特年代，幾乎與斯考克羅夫特、貝克在同一時期。

實際上，從老布什到小布什的變化反映的並非年齡問題，而是共和黨內自70年代以來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分歧。儘管每個人都接受了冷戰強加的限制，切尼、拉姆斯菲爾德和沃爾福威茨當時就比斯考克羅夫特等現實主義者更渴望試探這些界限。他們不那麼願意接受與蘇聯關係的緩和，他們更渴望用美國的理念和軍事實力與之對抗。

除了這些長期的哲學分歧，又發生了“9·11”的猛烈衝擊。確實，使喬治·W。布什的外交政策班子不同於他父親班子的，不是他們在冷戰中的經歷，而是他們在冷戰結束十多年後的經歷。當紐約和華盛頓遭到恐怖分子打擊時，斯考克羅夫特、貝克和伊戈爾伯格並不負責美國的安全，負責的是“火神派”。斯考克羅夫特、貝克和伊戈爾伯格在政府的工作幾乎完全在冷戰結束以前。而“火神派”的突出特點則是他們的職業生涯橫跨這個重大變化的前後。對“火神派”而言，冷戰的結束只是故事的一半，恐怖主義是後來的年代中最主要的主題。這造成了對未來看法的顯著不同。例如，在1990和1991年那些事件的基礎上，斯考克羅夫特和貝克可以合情合理地把沙烏地阿拉伯看做美國的朋友和合作夥伴。而從小布什政府官員同樣正當的觀點看來，沙烏地阿拉伯的作用，充其量也是成問題的。1991年後的十來年，斷斷續續地發生過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本·拉登和其他沙特人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賴斯和斯考克羅夫特就那篇評論版文章進行了不愉快的交鋒後，仍然維持著友善的關係。但自那時起，只要斯考克羅夫特打算寫篇文章，都會事先通知賴斯；有時她會要求和他先談談。斯考克羅夫特並沒有改變他的觀點。許多個月之後，當喬治·W。布什和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開始籌劃在薩達姆·侯賽因下臺後建立一個統治伊拉克的美英臨時當局時，斯考克羅夫特宣稱，繞過聯合國將激起穆斯林世界的“憤怒和敵意”。“我懷疑在任何現實的時間內把伊拉克改造為民主國家的能力，”他說。

斯考克羅夫特，這位老布什的朋友和合作著書的作者，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美國最意想不到的高層###者，向曾與他一同工作並受他舉薦的小布什的外交政策官員和小布什推行的政策提出了明確挑戰。在他開始發表自己的觀點之後，華盛頓外交政策精英圈子的其他人注意到，他仍受到禮遇，但是距離卻拉開了。當拉姆斯菲爾德之類的官員給前國務卿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們秘密介紹情況時，有時斯考克羅夫特並沒有到場。

在政府內部，科林·鮑威爾提出了許多與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相同的觀點。確實，鮑威爾和斯考克羅夫特正好與沃爾福威茨和珀爾形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