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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醬並不能構成一頓真正的晚餐。她又問教授：“就您和邁克爾一起生活嗎？”
古普塔從袋子裡取出一片土豆片，在上面擠上了一滴番茄醬，回答說：“哦，是啊，就我們倆。不幸的是，我妻子26年前就去世了。”
“您沒有找個人幫助您照看孫子嗎？比如保姆或者護士助理什麼的？”
“沒有，我們自己對付著。其實他並不是多大的麻煩，你只要習慣了他的生活規律就好辦了。”古普塔說著又在土豆片上擠上了第二滴番茄醬，然後把它遞到孫子的手裡。“當然了，如果我妻子還在世，事情就會簡單得多。漢娜照料孩子特別在行。我敢肯定，她要是活著，肯定會全身心地去愛邁克爾。”
大衛胸中不禁湧起對老人的憐憫之情。當年他為創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採訪古普塔的時候，教授向他講述了自己在愛因斯坦去世後的那些歲月裡發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悲劇。首先是他的第一個孩子，一個年僅12歲的兒子死於白血病。幾年之後，漢娜·古普塔生下了一個女兒，而這個女兒又在一次車禍中受了重傷。到了1982年，也就是教授剛剛放棄物理學研究、開始建立那個後來使他成為百萬富翁的軟體公司的時候，他49歲的妻子又突發中風而撒手人寰。在採訪過程中，阿米爾曾經把她的照片拿給大衛看，至今他還清楚地記得她的模樣——一位黑頭髮的東歐美女，身材苗條，表情嚴肅。
《終極理論》第七章（10）
在採訪中，古普塔還提到了她妻子的其他事情，一件隱隱約約令人心酸的事情，但是大衛怎麼也想不起來了。他在坐椅上轉了半個圈，轉身面對著教授問道：“您的妻子也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對嗎？”
老人正往另一片土豆片上擠番茄醬，他抬起頭看看大衛說：“不完全是。她參加過普林斯頓大學物理系舉辦的一些研究生研討會，但是從來沒有在那裡註冊上學。她本來在科學方面具有極高的天賦，可惜戰爭中斷了她的學業，所以她並沒有獲得任何正規的學術文憑。”
現在，大衛記起來了。漢娜·古普塔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愛因斯坦的幫助下來到普林斯頓大學的猶太難民之一。愛因斯坦曾經傾盡全力為儘可能多的歐洲猶太人提供幫助，包括資助他們移民美國並且為他們在大學實驗室裡找一份工作。漢娜和阿米爾就是這樣被聯絡在了一起。
古普塔繼續講道：“真是啊，直到今天，一想起那些研討會我就感到心裡熱乎乎的。漢娜當時坐在後排，教室裡的每一個男人都不時偷偷地向她張望。為了吸引她的注意力，我們彼此競爭得很厲害。包括雅克和漢斯也都想得到她的芳心。”
“真的嗎？”大衛的興趣立刻被激發起來了。在以往的交談中，古普塔從來也沒有提到過在愛因斯坦的助手中間曾經發生過羅曼蒂克的競爭故事。
他問道：“競爭有多激烈？”
教授意猶未盡地微笑道：“噢，談不上激烈，因為在雅克和漢斯還沒有鼓起勇氣向漢娜表白之前，我已經同她訂婚了。感謝上帝，我們幾個後來仍然一直保持著親密的朋友關係，漢斯後來還成為我兩個孩子的教父。漢娜死後，他對我女兒更是呵護有加。”
大衛覺得這個故事太美妙了，他真希望自己當年就能夠得知這個故事，並把它寫進他的書中。但他剛剛想到此，就立刻意識到自己是多麼愚蠢。無論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還是對其他所有愛因斯坦的傳記作品來說，真正最大的遺憾是漏掉了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發現統一場論這一驚世的創舉。
他們繼續行駛了幾公里以後，向西轉到了縣第33號公路上。這是一條盤繞在崇山峻嶺之中的單車道公路，儘管離天黑還有一個多小時，覆蓋著茂密樹林的陡峭山坡卻使道路處在昏暗的陰影裡。窗外，偶爾會看到一輛飽經風吹雨打的拖車停在路邊或者一輛被遺棄的轎車在林中鏽蝕，成為沿途唯一可見的人類文明的標誌。除了他們這輛現代車和大約400米外的那輛黃色跑車，整條公路完全是空空如也。
莫妮卡再一次向後視鏡裡看去，只見坐在後座上的古普塔教授手裡拿著另一塊擠上了兩滴番茄醬的土豆片，像給一隻小鳥餵食一樣，直接把土豆片送進了少年的嘴裡。看到這一幕，大衛覺得既感人又怪異，而莫妮卡則兩眼盯著他們遺憾地搖搖頭。她問教授：“您的女兒現在在哪裡，教授？”
他臉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說：“在佐治亞州的哥倫布市。那裡是吸毒者的天堂，因為本寧堡①就在附近，到處都可以買到兜售給士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