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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成了一座完全意義上的孤城
鑑於兵力不敷,四處受圍的現狀,上任不久的衛立煌收縮戰線,將各部部署在幾個中心點及附近很小的活動範圍內,困守待援,或相機南撤關內。按照其部署,新1軍被調到瀋陽,拱衛“剿匪”總部,新7軍則留在長春,與曾澤生的60軍一起固守國民黨的最北的據點,鄭洞國以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一職,指揮長春部隊。
長春孤懸瀋陽600餘里之外,四面皆被解放軍包圍。早在圍城之初,地處西郊的飛機場已落入解放軍之手,兩軍相距的距離近則五六百米,遠則不過千餘米,因此,長春是一座完全意義上的孤城。
時解放軍正著意於錦州之敵,擬先取錦州而後造成“關門打狗”之勢,對長春則圍而不打,圍而打援,因而才有了鄭洞國孤守南望的這段歷史。
鄭洞國將長春分城而治,以新7軍守西城,60軍守東城。新7軍的新38師雖受過打擊,但仍是守長春部隊中兵力最強的,裝備大體上保持著印緬時的水平;每班有輕機槍一挺,班長都配有衝鋒槍;每排有六零迫擊炮2門;連有重機槍8挺,師有七五山炮一營,全師有兵員11000餘人,大小汽車近300輛,只是在解放軍的強大圍城部隊面前,新38師無處使力,也不敢單獨使力。
被困之後,長春最大的問題是糧食問題。開始的時候,長春還有一些存糧、布匹、食鹽,四郊的農民偶爾還推糧入市交換,守軍也不時用“東北流通券”(國民黨接收東北後在東北單獨發行的流通幣,比率為1元摺合關內法幣10元)去強購近郊的民糧,後來隨著解放軍的包圍的收緊、縮小,農民不入市了,市裡的儲備日漸消耗,糧荒便顯現出來。
1948年5月,新38師扛槍拖炮掩護暫編第61師出城搶糧,結果糧食未搶到,駐守城西的暫編第56師反被解放軍一口吃掉2個團的人馬,從此,新7軍再也不敢出城幹這種虧本買賣,只能呆在城內坐吃山空。
由於在長春駐守的時間長一些,新7軍原先就貯備了一些大豆、豆餅,而60軍是從吉林市調來的,毫無糧秣儲備,除了向新7軍借糧之外,他們便只有去酒坊醬園挖一些陳年酒糟充飢。鄭洞國向蔣介石要求空投,飛機是來了,可每次只五六千斤高梁、大米,這對於有著20萬軍民的城市來說無異於杯水車薪,可即便如此,空投還得看天氣情況,一遇陰雨這點糧食也沒有,為防止解放軍炮火射擊,這些飛機都不敢低飛,不少投下的糧食就這樣飄飄蕩蕩地落到了解放軍的陣地上,守軍氣得操爹罵娘也沒有辦法。為爭空投的糧食,新7軍和60軍還曾刀槍相見,一些部隊更是可笑:按規定,空投之糧統歸長官部收集,然後籌劃分配,而一些部隊待飛機來時即生火燒水,若米包僥倖落在附近,便搶來倒進鍋裡,等長官部的人趕來時,生米已煮成熟飯。“要我們賣命打仗,讓我們吃頓飯去死,不算過分吧?”士兵說。看著這些面黃肌瘦的人,長官部來的人還有什麼話說呢?!
浴火重生新7軍(2)
空投是由陳納德第14航空隊承接的,陳納德索運費很多,幾乎佔國民黨全部軍費的一半,蔣介石承受不起,所以後期的空投時斷時續,糧食愈發緊張,長春市長尚傳道曾鼓勵市民在馬路上(瀝青被翻挖後當作了燃料)上種糧食,但6月的種子,10月才有收穫,長春人已餓得一天都行等不得,更何況4個月呢?
燃料也是個大問題。市郊荒地的樹木都被砍光,墓地裡的棺木也被挖盡,以後百姓房屋的門窗木板、馬路上的瀝青都成了燒火做飯的材料。
物價更是騰漲驚人。高粱米在1948年5月只幾角錢1斤,到長春快解放時漲至三億元1斤,1兩金子也不過換幾斤高粱米。原來50元、100元票面已不夠用,只好改由中央銀行長春分行發行“本票”,票面價由萬元、幾十萬元、一億元,甚至幾百億元一張,那裡的幾十個職員連白天帶通宵地開本票還趕不上市面物價的上漲速度!
隨著戰事的發展,對長春是守還是棄的問題,衛立煌與蔣介石之間發生了嚴重分歧,蔣介石堅持要長春棄城突圍向瀋陽靠攏,衛立煌則認為,以長春飢疲之師,長途奔波600餘里,只會自取滅亡,守而待變或許還存一線生機。八、九月間,瀋陽方面曾設想集中幾個軍北上接應長春部隊,及錦州被圍,廖耀湘率西進兵團援錦,此議遂被擱置。
10月初,遼西、錦州已是炮火連天,殺聲四起。鄭洞國想趁雙方傾力撕殺、無力北顧之際,奪回西郊機場,為長春留下一線生機。他親自上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