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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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未獲得解脫。這樣又拖了五天，一直拖到報到限期屆滿、總部即將對他執行強制逮捕的前夕，12月15日的晚間。

在這一晚，近衛仍舊是同其夫人、弟妹、子女等人談論家常及善後佈置，直至深夜一時，但未露出有自殺之意。發動對華戰爭的首犯前日本首相

近衛文在東京獲窪的荻外莊服氰酸鉀自殺迨眾人散去後，他又召喚他的兒子通隆單獨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談話涉及侵華戰爭。他坦白承認自己對於中國事變的責任重大，罪有應得。通隆離去後，近衛乃獨自在十二疊之日本室更換白色服裝，飲毒自殺。至16日拂曉為其妻子發覺時，則近衛屍體已僵、面色慘白，而室內則電燈尚明，火盆內之褐色藥瓶中尚有一兩滴毒汁殘存。至此，這個風雲一時的貴族哥兒便與世長辭了。“幸運之兒”的下場並不幸運！

近衛死後不久，盟軍總部憲兵隊的捕囚車以及爭取報道逮捕情景的各國新聞記者的吉普車便蜂擁而至。但是由於逮捕的物件已不存在，大家也只好頹然而返了。

第四次逮捕令中指名逮捕的戰犯，除了近衛在逮捕前數小時服毒自殺以外，其餘諸人都是在規定的報到期限內靜悄悄地前往巢鴨監獄自動投案的。

自從第四次逮捕令釋出之後，盟軍總部便沒有對日本主要戰犯再發布過任何逮捕令。與日本人的預料相反，戰犯逮捕之風不是擴大而是完全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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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盟軍總部四次逮捕令中指名逮捕的人數共為一百一十八名（第一次三十九名，第二次十一名，第三次五十九名，第四次九名），但是到1946年年初實際在監獄裡羈押的不過一百名左右。因為，那些非日本籍的戰犯已經全部被遣送回國；有些日本戰犯在逮捕之前已經自殺，例如本莊繁、近衛文、橋田邦彥、小泉親彥；有的被引渡到國外去受審，如本間雅晴；還有個別的戰犯，由於特殊原因，在被捕不久便被盟軍總部以罪嫌不足為藉口而擅自釋放了，例如梨本宮親王、鄉古潔、上田良武。上田良武是第一批被捕的三十九名戰犯之一，他是從巢鴨監獄中被釋放出來的第一個人。鄉古潔是在1946年4月13日被釋放出獄的。鄉古潔是三菱財閥巨頭，他的被釋預示著盟軍總部對於日本壟斷資本家的罪責將不予追究。果然，在不久以後，那些大財閥、大軍火商和大企業家都陸續被釋放了。檢察長季楠還發表過談話，說日本資本家之所以參加侵略戰爭完全是受了軍人槍桿子的逼迫，並非出於自願。

從嚴格的法律觀點來說，戰時日本上層人物夠得上被稱為“主要戰犯”或“甲級戰犯”的絕不只這百餘人，但是這百餘人的確都是貨真價實的“主要戰犯”或“甲級戰犯”。因為長期以來這些人都曾利用過他們的特有地位和影響，把日本推上侵略戰爭的道路。這些人既不是全體日本主要戰犯的總和，那麼，他們的逮捕和審判只能說是對日本甲級戰犯們的一種“象徵性”的懲罰而已。

自從1945年底甲級戰犯逮捕之風停止之後，盟軍總部面臨的迫切課題是：（一）組織審判日本甲級戰犯的國際法庭；（二）從已經逮捕的甲級戰犯中作些調查準備工作，以便能夠挑選出若干人來，作為首先向法庭起訴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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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戰犯們的調查工作及起訴準備

國際檢察處是盟國最高統帥部（簡稱“盟軍總部”）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對處理日本甲級戰犯自始便負有主要的責任。但是，要很好地履行這個責任卻不是輕易、簡單的事情，而是一項相當繁重艱鉅的工作。

在日本被佔領的初期，國際檢察處忙的是擬訂甲級戰犯的名單，分批加以逮捕。在特定情況之下，它又要決定某些被捕了的戰犯是否可以提前釋放或遣送他國。例如，全部非日本籍的戰犯的遣送回國，梨本宮、鄉古潔、上田良武等人的不起訴開釋，以及本間雅晴的被引渡給菲律賓去審判——這些事情都是由國際檢察處決定的。

國際檢察處處長是美國政客季楠。由於季楠同時兼任盟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的法律顧問，又是麥克阿瑟所親信的人物，因此，在1945年底戰犯逮捕之風停息之後，起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憲章以及選擇法庭地址和修建法庭內部的各項任務也都落在他的身上。因為，逮捕戰犯的目的無疑地是交付法庭審判，使他們受到波茨坦公告中所謂的“嚴厲的法律制裁”。當然，在執行此項任務的過程中，季楠曾獲得了一大批工作人員的協助，但是負最高責任的還是他一個人。

1946年1月19日，盟軍總部頒佈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