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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浩和白鳥敏夫為“軸心外交三男子”,絕非偶然。
鈴木貞一
五十九歲,陸軍士官學校及陸軍大學畢業。畢業後供職參謀本部,歷任部員及新聞班長等職。
鈴木於1928年至1945年曾擔任下列各職務:陸軍省軍務局課員(1931年);內閣調查局官員(1935年);陸軍第十四聯隊長(1936年);興亞院政務處處長(1938年12月至1941年4月);興亞院代理總裁(1940年);近衛內閣及東條內閣之內閣企劃院總裁兼無任所國務大臣(1941年4月至1943年10月);所謂“無任所國務大臣”(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是不主管或領導政府任何一部的國務大臣,故又稱“不管部國務大臣”或簡稱“國務大臣”。他是內閣閣員之一,參加一切內閣會議和決策。就政治地位來說,他和其他管部的閣員是完全平等的。內閣顧問官(1943年11月至1944年9月);大政翼贊會理事(1944年)。
鈴木在日本法西斯軍閥群裡也是一個“後起之秀”。以資歷論,他不但比荒木貞夫、南次郎、俊六、松井石根、小磯國昭等人差得很遠,就是比起東條英機、板垣徵四郎、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賢二等人來也還是“後進”。他在陸軍將領中的資歷只是同武藤章、佐藤賢了等人不相上下。但是由於鈴木熱中於政治活動,並富於謀略、善用權術,因此他在政治上的升調比他們都快,官職也爬得最高。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他不過是參謀本部的一個普通職員,但是由於他堅決主張日本退出國際聯盟,遂博得軍部領導人的賞識。在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後,鈴木便大顯身手,在策劃侵華的中心機構興亞院擔任要職,並一度代理總裁。日本政府的“興亞院”在遠東法庭英文檔案上的譯名系“China Planning Board”——“中國企劃院”。這個不顧字義而專論實質的譯法是可取的。因為,日本政府的所謂“興亞院”名義上看來似乎是旨在振興亞洲,實際上它完全是一個策劃侵略中國的專門機構。它的業務主要是計劃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即怎樣對中國財富資源和人力物力實行殘酷無情的掠奪和剝削,去支援日本的“大東亞聖戰”。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發動前後,他在近衛首相及東條首相任內擔任國務大臣兼企劃院總裁,對動員全國人力財力和加強軍需生產去支援侵略戰爭做出了出色的貢獻。無疑地,鈴木此時早已成了日本軍人侵略集團中的一個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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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名被告戰犯的簡歷(9)
東鄉茂德
六十五歲,東京帝國大學文科畢業,連應五次外交官考試始獲錄取,但這並不能證明東鄉的資質魯鈍。考試及格後,東鄉即進入外交界工作,歷任外務省歐美局第一課課長,駐美大使館一等秘書,駐德大使館參事官,外務省歐美局局長等職。
東鄉於1928年至1945年間曾擔任下列各要職:駐德大使(1937年10月);駐蘇大使(1938年10月);東條內閣之外務大臣兼拓殖大臣(1941年10月至1942年3月);鈴木內閣之外務大臣兼大東亞省大臣(1945年4月)。
東鄉在日本外交家中原是態度比較溫和,手段比較穩重的一個。在任駐蘇大使的時候,他曾任勞任怨致力於使“諾門罕事件”和日蘇漁業問題獲得解決。但是他在東條內閣中擔任了外相,而太平洋戰爭正是這個時期發動的,因此他對日本進攻美英各國是負有連帶責任的,猶如他對東條內閣堅持繼續和擴大對華侵略應負連帶責任一樣。並且,在日軍即將進攻珍珠港的那種箭在弦上、間不容髮的時候,東鄉還用欺詐手段扣壓了美國羅斯福總統親致日本天皇作最後呼籲的電報,故意使事態發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這充分證明:東鄉除了應負連帶責任之外,他個人在主觀上也是贊成這個陰謀的,並且是陰謀的主要策劃者之一。至於他任職不久便因與東條意見不合而憤然辭職,長時間退出政治舞臺,以及在日本崩潰前夕曾出任鈴木內閣的外相,主張媾和,並曾向蘇聯呼籲,請求居間調停——這種種以後發生的事實,絕不能用來洗刷東鄉對自己以往的行為所應負的責任。
東鄉之妻是一德國婦女。在兩年左右的共八百一十八次的公開庭審中,這位婦人無間風雨,每庭必到,端坐於二樓日本人旁聽席中的一個固定坐位,用耳機傾聽審訊的進行,並不時遙睇其夫,目遇時則相對做一會心的苦笑。這事給人們的印象很深,一時傳為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