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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月事件”是他兩人策劃並主持的。關於1931年“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以及1932年“五·一五事件”的詳情，見本章第161頁尾註。是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佔瀋陽的陰謀，他們兩人也都有份。“九·一八事變”成功之後，大川在次年（1932年）更創設另一法西斯團體（“神武會”），企圖結合少壯軍人，以暴力推翻內閣及議會，實行“昭和維新”。1932年5月15日刺殺犬養毅首相事件（即著名的“五·一五事件”）也是大川在幕後策劃並供給軍火。以罪證確鑿，大川被檢舉入獄，並被法院判處徒刑十五年，後減為四年。1937年大川出獄後，正值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當時日本的空氣更有利於大川的大亞細亞主義及法西斯主義的宣傳。此時的大川不但是一個有名的社會人物，而且是首相近衛文的入幕之賓，譽者且稱其為“近衛智囊團”的中堅分子。在戰爭的年代裡，大川仍然狂妄地鼓吹他那一套日本型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和理論。
大川平生寫作甚多，其名著為：《日本文明史》、《復興亞細亞問題》、《日本精神之研究》、《日本及日本人之道》、《日本二千六百年史》。這些書都是用大日本沙文主義的觀點方法寫的，其宣傳意義甚大而學術價值卻很小。
大川在日本投降以後，特別是近衛自殺以後，由於幻想破滅，刺激至深，因而神志恍惚，舉止失常，現出了初期精神病的症候。法庭公審的第一天，大川在被告席中的坐位適在東條的背後，散庭時他以手掌頻擊東條的禿頭，並大聲喊叫“我要殺死東條！我要殺死東條！”後經法庭指定醫學專家驗查，認為大川確患精神病，於是法庭決定並宣佈對大川之審訊暫時停止。1948年11月法庭宣判時，大川仍在病中。大川既未經審訊，法庭當然無法判處他的罪刑。遠東國際法庭對大川周明宣佈的雖是“暫行停止審訊”並保留於他康復後由“本法庭或其他法庭予以審訊”的權利，但是在遠東法庭宣判後不到兩個月工夫（1948年12月24日），他便被盟軍總部連同在押的最後一批甲級日本戰犯一齊宣佈釋放出獄了。大川不但從此逍遙法外，而且後來曾當選為國會議員。說者鹹謂這是對法律正義的嘲弄。
大島浩
六十一歲，陸軍士官學校及陸軍大學畢業，歷任駐德大使館輔佐武官、駐澳大利亞使館武官、野戰炮兵第十聯隊長等職。
大島於1928年至1945年間曾擔任下列各職務：日本駐德大使館武官（1936年）；日本駐德大使（1938年10月至1939年10月）；再度任駐德大使（1941年2月至1945年5月德國投降）。
大島是日本法西斯軍人中具有外交家頭腦之一人。他長期供職於駐德使館，並兩度任駐德大使。他對希特勒的雄心和納粹德國的成就異常崇拜，對他們侵略計劃的成功滿懷信心。因此，他極力主張勾結軸心國家，使能相互支援，分宰世界。1936年德日###條約的簽訂和1940年三國軍事同盟的確立，大島多年的活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同駐意大使白鳥敏夫一樣，大島在日本人心目中是一個鼓吹軸心勾結的中心人物。
大島任駐德大使一直到德國投降。德國投降後，大島為盟軍所逮捕，不久便被押解送回日本。他是1945年12月6日盟軍總部最後一次逮捕令所指名要逮捕的九名甲級戰犯之一，是自動前往東京巢鴨監獄報到的。
佐藤賢了
五十二歲，陸軍士官學校及陸軍大學畢業，畢業後擔任陸軍省整備局職員，繼任華南派遣軍幕僚及中國派遣軍副參謀長等職，並曾奉派供職駐美使館武官處多年，對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各方面頗具瞭解，在陸軍省內有“美國通”之稱。
佐藤於1928年至1945年間曾擔任下列職務：陸軍大學教官（1935年）；企劃院成員（1937年至1938年）；陸軍省軍務局課長（1941年2月至1942年4月）；陸軍省軍務局局長（1942年4月至1944年12月）。佐藤於1941年10月晉升為陸軍少將，1945年3月晉升為陸軍中將。
佐藤在日本陸軍中官階雖不甚高，但是由於他足智多謀、勇於任事，頗能博得上級長官的歡心和信任。1938年他便被派作軍部代表，向日本國會說明總動員法案，並威脅議員們必須透過。重光葵他在東條內閣時期曾兩度任職於陸軍省中最重要的機關軍務局，並任該局局長兩年半之久，對於東條內閣的各項侵略冒險陰謀和作戰計劃莫不參與策劃，而截斷安南北部的交通線及以後強佔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