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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陪同下，親自率領了六七名得力的檢察人員浩浩蕩蕩地由東京來到中國，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盤桓了約兩個星期之久。
誠然，季楠等人之來到中國是另外有一個目的的，那便是要在中國觀光、遊覽。遊覽觀光無疑地是季楠一行人來到中國的一個重要目的。在季楠返回東京以後，有人問他這次旅行的收穫如何，他回答說：只要看到一個北京的天壇，便不虛此行了。他對中國古蹟名勝的估價之高，於此可見一斑。季楠在美國執行律師業務多年，頗具資財。他那次在中國買了不少的古玩、字畫、錦緞和首飾。他對中國當時市場上流行的討價還價的制度最具反感，常常埋怨他買某件東西所付的價錢有時竟超過其同行人員買同樣東西所付價錢的兩倍以上。季楠常對人說：“中國是文明古國，古蹟名勝之多甲於天下，到了遠東而沒有到過中國，那將是一件極大的憾事。”然而季楠一行人畢竟是為了調查證據而來的，因此，他們也做了一些收集證件、訪問證人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
在來華期間，他們訪問了一些官方機關和慈善團體，收集了不少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統計數字，訪問了一些親歷目睹的中外人士，取得了許多份書面證言，並且預約了十來個有力的證人到東京去出庭作證。此外，關於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中日軍隊誰首先開火的問題，他們也作了一些調查，並且也預約了幾位關鍵人物（如當時的宛平行政專員兼縣長，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到東京去出庭作證。在全部審訊過程中，檢察處對南京大屠殺事件和盧溝橋啟釁事件的提證工作做得是比較有聲有色的。這就說明：實地調查訪問所費的財力人力雖然較多，它卻是起訴準備中的一項富有意義的工作。
各同盟國提供的各種材料，如政府檔案、調查報告、書面證言等，對於檢察處的起訴工作也給了不小的幫助。許多這類材料在審訊的過程中都被作為證件向法庭提出了。在這方面，中國和蘇聯供給的是比較多的。但是，由於美國檢察長的頑固偏見和居心叵測，這些材料中的相當一部分都被擱置起來而並未向法庭提出。中國和蘇聯方面提供給檢察處的材料中有些是涉及日本皇室的，有些是涉及經濟侵略和財閥們的責任的。這類材料多被季楠擱置起來了。例如，關於日皇批准進行細菌戰的材料和荒木在日軍侵佔西伯利亞時的罪行的材料等都遭到季楠的壓制而未能作為證據向法庭提出。
二十八名被告戰犯的挑選（1）
從上面兩節中，我們看到：國際檢察處在1945年底先後分批逮捕了一百餘名的日本主要戰犯（“甲級戰犯”），對他們進行了普遍的偵訊，錄取了大量的口供，並且在偵訊過程中還以“罪嫌不足”為藉口擅自陸續釋放了好幾名犯人。同時，對這近百名在押戰犯的罪行，檢察處從法庭檔案室裡堆積的大量日本政府檔案以及各盟國送來的許多檔案中辛勤地做了一番挖掘、整理的工作。此外，對個別戰犯的罪行還有重點地派員到外地進行過一些實地調查和證據採訪。
因此，到了1946年開春，檢察處對於所有在押的甲級戰犯們的歷史、地位和罪行已經摸出了一個初步輪廓，對於他們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也有了一個大體上的瞭解。他們此時所掌握的材料勉強夠初步草擬起訴書之用。
但是在草擬起訴書之前，有一個先決問題，那便是：在這許多在押的甲級戰犯之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哪些人應該首先作為被告起訴，提請法庭列為第一案去審理？顯然，把全體在押戰犯都包括在一個案件中去起訴受審是不適宜的。那時正在開庭的紐倫堡國際法庭，其受審的被告德國首要戰犯也不過二十二人；而紐倫堡所審理的案情比東京法庭將審理的卻簡單得多，犯罪的年代也短一些。因此，國際檢察處遂決定首批受審的人數應以紐倫堡受審的人數為標準，即使稍微有所增加，亦不應超過三十名。
另外一個先決問題，便是：在控訴被告們的犯罪行為時，其犯罪年代應從什麼時候算起？到什麼時候為止？對於犯罪行為應算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為止，檢察人員是一致同意的。對於犯罪行為應從什麼時候算起，他們之間卻存在著很大的不同意見，發生過嚴重的爭執。有些人說：遠東國際法庭審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戰犯們的罪行，而日本對外侵略之所以變為世界大戰的一部分是由於日軍偷襲珍珠港。進而引起它對一系列國家的戰爭，所以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應該作為犯罪日期的起點。有的人說：日軍之所以偷襲珍珠港以及隨之而來的對一系列太平洋國家作戰，都是為了要解決它對中國的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