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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是中日拉鋸戰的中心地帶，1942年的人口不足15萬，不到民國初年的一半。1975年，浙江北部嘉興地區人均耕地，是浙江人均耕地的2倍多。
30年以後，考察浙江的民主，我們發現，“北方人”在民主制度的創新上，不足“南方人”或者“中部人”的二分之一。不錯，將“南方人”和“北方人”區別開來，或許有益於浙江的民主的闡釋，可是，為了形成觀點並創設討論問題的基點，籠統地看待浙江的民主是有好處的，儘管有片面和固執的嫌疑。
不能從土地裡刨出黃金和糧食，浙江人選擇了外出。一開始是地少人多的環境使然，慢慢外出變成了習慣，習慣演進成傳統，傳統轉變成文化。考察一下樓忠福同一時代的浙江私營企業主們，有多少人不是少小離家，外出謀事。全國人大代表周曉光，雖是女流之輩，也在那個時代，挑著貨郎擔，漂浮在中國的土地上，掘她的第一桶金。
比起那些出海渡洋的浙江人，周跑的並不算遠。從明清兩代就開始外出謀生的浙江人，有很多去了歐美，少數散步在非洲等我們平日根本不知道名字的國家。據說，原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能夠成功出逃，得益於浙江海外僑民眾多，易於謀劃，便於藏匿。
2004年冬天，我在杭州日報集團遇到當下頗為著名的時評作家徐迅雷。他的沒讀過幾本書的兄弟姐妹，許多年以前就遠赴歐洲，做起了僑民。徐的故鄉是著名的僑鄉，有數萬人在海外經商，定居。
有些浙江人在中國和別的國家官方貿易尚未展開的時候，就經由種種渠道，開啟了他們的國門。不是所有去海外做生意的人，都像人們想象的那麼風光。為了開拓海外貿易，客死異國他鄉的也不乏其人。
問浙江人為什麼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代，還敢於偷偷摸摸地做生意？我們不妨看看威尼斯商人：“威尼斯人的進取和追求利潤的精神太強烈而且太必要了，不允許宗教上的顧忌長時間地阻止他們恢復以前與敘利亞的聯絡，儘管他們現在掌握在異教徒的手裡——對義大利人而言，只要顧客付錢，他們的宗教信仰無關緊要。追求利潤會背上貪婪的惡名，但在這裡，它以最露骨的方式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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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浙江發生了什麼》（3）
如果我們將威尼斯商人面對的宗教，比喻成毛澤東時代抑制商業的教條，將威尼斯人置身“無土可耕，無石可採，無鐵可鑄，無木材可作房舍，甚至無清水可飲”［6］的沼澤的生存條件，比擬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臺風的自然條件，就能明白溫州人為什麼在1970年代全國人民都在學大寨的時候，甘冒坐牢的風險，私刻公章，偽造介紹信，外出倒賣糧票、金器和銀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農業社會”的匱乏的自然條件，不限於土地的稀少。鐵、煤、油等等工業原料的貧欠，也驅趕著“由農而工時代”的浙江人，闖蕩外面的世界。國家統計局釋出的45種礦產工業儲量潛在價值表明，浙江人均資源量綜合指數，全國倒數第三名。
浙江瀕臨沿海與上海為鄰的區位，一度也是劣勢。作為海防前線，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經濟工業佈局，都過早地拋棄了她。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國有投資411元，全國倒數第一。再者，由於她有上海這樣的“闊鄰居”，民國時代的浙江工業資本，不足上海的1/16。［7］
中國古老的禍福相依的哲學，被最近30年的浙江經濟再度驗證。稀罕的計劃經濟國有投資，讓他們少卻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上海富可敵國的資金和“星期天工程師”，給他們補給了人流，物流，資訊流，技術流。沒有國字號經濟可以倚賴，扶持私營企業，就成了懾於政績壓力的官員不得不的選擇。
事功的文化品格
追本溯源，非獨自然地理條件，浙江人重事功、務實效、敢冒險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要素之一。當然，人文要素並非直接作用於浙江的民主，而是透過刺激經濟，進而由經濟的成功影響到民主的生成。
慣常的說法是，永嘉學派重事功的文化傳統，是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重商務實精神的來源。我的同行，新華社浙江分社原副總編胡宏偉，就從800年前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身上，探察到溫州市場經濟的“基因圖譜”。［8］
歷史上所謂永嘉學派，又被稱作事功學派，最為看重經世致用。“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不少浙江文化人耳熟能詳的這句話，便出自葉適之口。他認為功利與道義並行於天地之間，“既無功利，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