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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浙江富豪們在國有機構被禁止到西湖開會的時候，已將集團年會謀劃到了澳洲，他們的文化和精神背景依然是本地的，浙江的，中國的。我母親不認字，卻知道去西湖要看嶽王廟，看看奸相秦檜跪了千年的狼狽相。我不能確切地知道，《說岳全傳》 對忠奸的傳統道德宣示，究竟在浙江富豪們識字不多的心靈世界，刻制了怎樣的印痕，但我時常感受到《三國演義》這些前儒家文化中的善惡權謀，以及中共在50年內對待剝削階級起伏不定的態度，均在無聲地規約著他們的言行，是他們呈現在商業世界裡的知識、道義和經驗儲備。
走進私營企業主這個既被人蔑視又受人逢迎的權勢階層，我們發現他們身上流淌的並非十五世紀威尼斯商人的資本主義的血，至少不完全是。從馮更生對胡雪巖的敬仰，我們看到的更多是紅頂商人的智慧，他們對民主的認知，可能並不比數百年前逼迫國王減稅的英國新興資產階級高明。
真的沒有必要美言或者擔心他們的民主欲求。別忘了，他們生活在一個半個世紀以來連最平常的人類本能、個人進取心以及企業家精神都不時遭到壓制的社會。儘管伴隨西方自由市場經濟而來的民主潮流，拍擊商業世界不下20年，舊的文化價值譜系、舊的民主政治觀念，縱使明確護佑他們權益的憲法修正案，也未將之輕輕抹去。
觀察浙江私營企業主鹹與政治的民主生活，我覺得他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家，最多隻是介入到民主政治領域的紳士。橫店集團董事局主席徐文榮沒讀過多少書，卻被中共中央紀委請到杭州培訓中心，講授共同富裕的道理。他們似乎天生就知道，謀取政治權威和鄉村道德權威的雙重承認，才有可能讓自己的路，走得更遠。“紳”的味道，是我們把他們參與的民主生活，詮釋成財紳民主的大部分理由。儘管，將他們視為“紳”，怎麼看都像是對紳的別解。
事實上，還沒有走出鄉村社會的新富階層，對海選村官的競逐，又何嘗逃離財紳民主的圈圈。如果真的要區別開來，那我們只能說，城裡的大資本家玩大民主，鄉下的新富耍小民主。當鄉村道德權威遜位經濟能人，我們發現了一個在富裕中的初步生成的公民社會。
故而，我對西湖真正還湖與民的第二年，《寡頭》和《世紀大拍賣》在中國引致的恐慌，有些不以為然。確如作者之一在致中國讀者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說，急切地希望從1990年代俄羅斯向資本主義的瘋狂進軍中得到某些普遍適用的政治和經濟結論，還為時尚早。儘管富人用金錢耍弄民主的猙獰，與轉軌時期的俄羅斯寡頭，有著諸多皮相上的相似。
浙江私營企業主的民主生活，很多時候是為生活中的利益而爭。黃岩人在撤市為區的憤怒中鬥爭9年的執著，並非爭取政治上的民主，即使罷免了人大常委會主任，終極追求依然是經濟和生活的盤算。我是欣賞這樣的多元利益表達的。想想，沒有對生活民主鍥而不捨的追尋，政治文明將是何等的輕佻和虛妄？
我們大可不必擔心，民主會讓浙江的私營企業主階層影響到政治。承認民主，就應該容忍並接受利益集團對國家政治施加影響。執政黨政權非常鞏固的中國，罕見試圖破壞現有秩序的私營企業主。浙江私營企業主的人大代表工作室，看起來像個西方的議員工作室，骨子裡還是幫忙不添亂的周旋心態。那些參政的私營企業主，對地方官長們的戒心，並不遜於窮人對富人的警惕。所以，我從不害怕浙江村社民主舞臺上的重重黑幕，我真正覺得緊張的，是法治規約的缺席。
2005年初，我偶然看到美國《時代週刊》亞洲版上報道浙江鄉村民主的故事。我始終懷疑美國記者藏不住的傾向性，使他們不能很好地傳達他們在浙江鄉村的民主見聞。或許，他真心希望他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像26歲的法國青年托克維爾在全世界傳播《論美國的民主》一樣。我在電腦上敲打評述浙江民主的文字時，一再以托克維爾的話警醒自己：要讓觀點以事實為依據，而不能硬要事實遷就觀點。
擬定寫作提綱之前，我曾在西湖邊的一個茶社裡，與致力公法研究的人們，討論過我在表達觀點之前必須回答的幾個問題：浙江的民主究竟有著怎樣的特徵？浙江的民主和浙江經濟的發展，有著怎麼樣的因與果？浙江的民主是不是中國民主的未來？從浙江的民主看中國民主的未來，會不會再現俄羅斯式民主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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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浙江發生了什麼》（3）
我在書中要言不煩地回答了這些問題。它們分散在緒論和“三問”中。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