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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進行委託。董志平說，那一刻，他的熱淚差一點湧出眼眶。
接下來的事情遠沒有董想象的那麼簡單。依照法律規定，罷免大會應由村委會召集和主持村民會議，但水心村村委會回絕了村民的要求。浙江省人大常委會給出了一個創造性的方法：先張貼公示，由9位村民牽頭召開村民大會，再民主推選村民大會召集人。不日，村民大會推選董志平等7名村民為村民大會的正式召集人。主持罷免大會的是村民投票選舉產生的“正式召集人”而非村民委員會，這在全國也是首例。
7月22日，在村社民主的道路上蹣跚了一年的罷免大會召開了。440名有選舉權的村民到會355人。350張有效票數，以超過半數以上的法定票數，合法地罷免了村委會主任等四名村官。
又2個月，“反對派領袖”董志平毫無懸念地當選新的村委會主任，組成了新的“內閣”。
三年半的時間過去了，董說他真的厭倦了。和村支部的矛盾，使得他的工作舉步維艱。他每年領取36000元的工資，相當於自己補貼上去的數字。
現在，他最頭疼的是，村民一早就堵住他的家門，以娶媳婦辦公司為由，要求分得屬於他的那一份集體資產。據悉，水心村現在的集體資產有好幾個億。
董說，擺平水心村的矛盾，已讓他心力交瘁，除了躲避，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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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高一尺，“道”也高一尺
當肇始於義烏的新富階層走向鄉村政治前臺，成為民主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防止新富參政“為政不仁”的協議村官制度，在瑞安誕生。當一個城鎮的居民被“賄選”折騰得筋疲力盡，他們創造性地提出委託選舉公證。它們的出現非但是民主之魔與民主之道的賽跑，也將村社民主的制度創新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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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村官”：當新富為政不仁（1）
對經濟人而言，“無利不起早”是個永恆的定律。既然新貴參政一般都有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考量，那麼，如何保證有著經濟人本性的“新貴”執政後不濫用政令，不搞權錢交易，不損公肥私？
“我是‘協議村官’。”不善辭令的王獻桃說起話來開門見山。40歲上下的王獻桃，是新當選的“村官”，一個多月前，經由村民民主選舉這個似乎新穎的鄉村政治活動，由商入仕的他，被選票擁戴為浙江瑞安市莘塍鎮紅光村村委會主任。
2002年8月7日，在王獻桃略顯寬敞的辦公室，他用短小的手指掀開辦公桌上的玻璃板，取出一紙《協議書》，遞給記者看：“呶！我是乙方，名字簽在這兒。”紅光村黨支部書記何小林，則作為全體村民的代表，以甲方身份簽字。
這個40天前簽訂的協議書，將村官有可能“違法行政”的11個層面一一列出：村集體建設專案的確定和發包；土地規劃和宅基地的分配、使用；徵用土地各項補償費的使用方案；集體資產出租和其他收益的管理與使用；建設資金籌集、管理與使用；違反規定報銷、公款私存或違反現金管理規定等行為。
王獻桃說，儘管協議煩瑣，約法十一章，但核心內容只有一個：如果就任村官後，不搞陽光政治，暗箱操作，違規決策、管理，造成村集體經濟損失，他將承擔賠償責任。
據悉，王獻桃的協議不是獨創，自今年5月瑞安市推行“村幹部過錯行為民事賠償制”以來，逾千名村官持有王獻桃手中的協議書，“協議村官”出現在瑞安1/3的村政舞臺上。
當下，在浙江富裕地區的村政舞臺上，活躍著一批私產甚豐的村官，由於其完成了從鄉村經濟精英到村政核心人物的轉變，有研究者嘗試著稱之為鄉村“新貴”。從事房屋中介生意的王獻桃，只是眾多從鄉村新富階層中湧現的“新貴”之一。
“協議村官”的出現之所以能夠引起各界的關注，與眾多“新貴”透過捐資參選，走向村政舞臺的背景有極大的關聯。在一些受訪者看來，“協議村官”能夠最大限度地防範新貴為“政”不仁，以“政”謀私。
“新貴”捐資參政
2002年5月31日，記者在浙江義烏，一個私企業主雲集的富裕的縣級市，對鄉村新富走向政治前臺，作了從個案到一般的考察。我們驚異地發現，代表鄉村新富階層的農村私營企業主透過捐資參政，走上政治前臺，已不是個別現象。在浙江發達地區的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使得那裡的社會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開放性社會。那些地區的鄉村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