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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通在古代佞幸史上非常有名氣，也被現在很多雜文家拿來當作不知廉恥的例子。其實這對鄧通來說，非常不公平，因為他不過是皇權下的一個卑微的犧牲品。他為皇帝吮吸癰瘡，在那時的情況下，不但是不得已，說不定還是一種真誠的報恩手段。他出身貧賤，大字不識幾個，不懂得什麼寧死不辱的氣節，皇帝對他好，他就要對皇帝好。雖然行為有點不堪，卻沒有什麼可值得深責的。皇帝問他天下誰最愛自己，他回答是太子，也是一種樸素的想法。至於為此得罪了太子，並非他的本意。如果他老謀深算，也許就不會遭到那樣的下場了。
但我們也不能因為同情鄧通就喪失基本的是非觀和立場，總的來說，鄧通雖然可憐可悲，卻並非絲毫不值得譴責。為什麼包括丞相申屠嘉在內計程車大夫都討厭鄧通呢？《史記》和《漢書》為什麼都不約而同地把他寫入《佞幸傳》呢？因為他破壞了士大夫和皇帝之間的規則。在先秦的封建貴族社會，士大夫也講究對君主效忠，但這種效忠是遵循一定規則的，所謂“君君臣臣”，它的意思是君主如果像個君主的樣子，臣子就應該遵從臣子的職責。如果君主不像君主，那麼臣子就可以不遵守臣子的職責。孔子他老人家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就是這個道理。君臣雙方之間有一定的規則維繫，相互之間有義務，並非下級對上級只能無條件地聽從。《左傳》裡的晉靈公，因為隨便殺人，最終被卿大夫擊殺，雖然卿大夫的這種行為也被視為弒君，但《左傳》敘述此事的第一句卻是“晉靈公不君”，可見君主的行為不端，也必須遭到譴責。西漢雖然已經是君主專制社會，卿大夫沒有挑戰君主的權力，但是君主看見丞相等高官，也必須起立敬禮，這就是傳統的遺存。或者可以打個比喻來說，皇帝可以要求卿大夫恪盡職守，如果卿大夫沒有做到，可以將他們治罪。但皇帝不能要求卿大夫吃屎，如果這樣要求卿大夫，那就是無道昏君，卿大夫也將視之為侮辱。鄧通作為一個二千石的高官，雖然是因為佞幸提拔的，但卻毫無廉恥到為皇帝吸膿，當然就為正統計程車大夫所不容了。這完全是自降尊嚴和身份。這樣的人一多，顯然是個危險的徵兆，整個卿大夫階層都有淪落為皇帝真正奴僕的危險。同樣，劉啟作為皇太子，只要好好履行他本人的職責就行了，如果被逼到要為父親吸膿，則同樣是個危險的徵兆，他怎麼能不恨鄧通呢？
有一個饒有趣味的情況是，史書上說劉恆非常廉潔。有一次想在宮中建造一座露臺，都因為要花費百金（百萬錢）而放棄了，他的寵姬慎夫人穿的衣服也沒有長到拖地的，可見用布料非常節儉，但是他賜給鄧通的錢前後多達十幾億，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反差。是什麼使一個自奉甚薄，對寵姬也慳吝的皇帝對一個寵臣也變得如此大方呢？這恐怕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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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權威不可忘（4）
貳
上面被鄧通的故事打斷了一會，這裡繼續談賈誼。他的牢騷主要包括以下兩點：
（1） 削藩問題
（2） 良好風俗和士大夫的身份認定問題
先說第一點。他是這麼闡述的：
在權力的光芒面前，任何親情都是靠不住的，所以東方齊國、楚國、吳國等諸侯國，無一不有著謀反的潛在危險。現在我們大漢之所以還能暫時保證安全，完全在於這些諸侯國的國王大多還比較年幼，權力還基本控制在漢朝派去的太傅、國相手裡，等到這些王青春期一過，發育成熟，太傅和國相也大多衰老退休了，新派去的太傅、國相又缺乏根基。這些諸侯王就可以為所欲為，將會像濟北王和淮南王一樣謀反。試問這普天之下，誰人不想當皇帝？
雖然情勢危急，但是，阻止這些諸侯王造反的辦法還是有的，那就是削藩。因為造反需要實力，諸侯王的國土越大，掌握的賦稅和甲兵越多，野心就會越大。只要把諸侯王的國土削小，他們就算想造反，也會有心無力。
關於第二點，他顯得更加憂慮重重。凡是秦漢之交的人，沒有人不喜歡把秦朝的覆轍拿來說事的。賈誼對秦朝大加鞭撻，說它滅亡的原因就是商鞅留下來的後遺症。拋棄禮義廉恥，只講利益：
秦朝人的風俗是兒子大了就必須分家，如果家裡太窮沒財產可分，也必須離開家庭，去別家入贅，當倒插門女婿。而秦朝的贅婿是毫無家庭地位的，社會上和政府的法律也看他們不起，不是走投無路，誰也不會去走那步。普通百姓分家之後，如果兒子向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