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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們為了詆譭呂氏，而故意構陷的，這種情況不是不可能存在的。很多研究漢史的學者都曾指出西漢初年的歷史曾經被史官刻意修改過，說明中國人竄改歷史的傳統可謂源遠流長。
由此我們要對歷史進行一番慨嘆，中國的政治展示出這麼一種現象：名分和個人積威的巨大功能。
呂后作為一個老婦，在當時竟然有穩定局勢的巨大作用，就是仗著她的名分和個人的積威。
起初她執政的時候，也沒有多大勢力，衛尉酈商一句話就足以打破她的政變計劃。但是靠著她皇太后的身份，名正言順地廢除了酈商對宮內屯兵的領導權。在後來惠帝朝以及她親自稱制的十幾年中，她把自己的威望進一步積累，逐步達到了可以左右廢立的地步，而且從法令形式上正式規定了呂氏家族在大漢王朝的權力，這從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條令中可以看出。她棄置劉邦的盟誓而不顧，賦予自己的親侄子以諸侯王的稱號，可謂肆無忌憚。但是等她一蹬腿，形勢轉瞬失控，昨天還威風八面的呂氏家族立刻就落到了惶恐不安、人人喊打的地步，這不能不讓人慨嘆人類思維自我束縛的可怕。因為，呂后的威權，基本上是建立在名分基礎上的，在傳統法家治下的帝國，這種名分也就差不多相當於韓非子所說的“勢”。
呂后稱制功臣忍（7）
韓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強調治國，要做到“法”、“術”、“勢”三者的結合。“法”是傳統的法律，“術”就是選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