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皇帝

第8部分 (第3/4頁)

也。”遂回營。

如上所引，自辛丑至戊申，歷時凡七日，太宗只在城外盤旋，並未能攻城，原因是京城高大堅固，且無攻城之具，所以雖兵臨城下，並不危急。只看袁崇煥、祖大壽援兵到後，並不急於接戰，而在廣渠門外構築工事，有斷其歸路之意。按：清兵此次由喜峰口破邊牆入關，陷遵化，薊州巡撫王元雅自經死，駐關門的總兵趙率教赴援陣亡，清兵遂趨薊州，越三河，略順義，而至京城之北。及至袁、祖入援，屯營東南即廣渠門外，則通州及三河在控制之下，俟各路勤王師集，清兵不復再能由三河、薊州、遵化而出喜峰口、南天門，則只有自順義北走，經密雲出古北口，袁崇煥自必早有伏兵，而屯德勝門外的總兵滿桂，率師追擊，三面夾攻，清軍危乎殆哉。太宗本怯袁崇煥，所以此次進關繞道蒙古、熱河，不敢正面攻守錦州的祖大壽及坐鎮寧遠的袁崇煥，勘陣以後，復有“路隘且險，若傷我軍士，雖勝不足多”之語，自度已難力敵，因用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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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中反間計，枉殺袁崇煥（1）

說起來似乎齊東野語，而確為實情，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清太宗一部《三國》敗明朝。這部《三國》還不是陳壽的《三國志》，而是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滿洲之有文字，始自萬曆二十七年，系蒙古文的改良。最早譯成滿文的少數漢文書籍，其中就有一部《三國演義》。太宗熟讀此書，且頗以自矜；他的用兵，自戰略至戰術，往往取法於《三國演義》中的故事。計殺袁崇煥，則脫胎於“蔣幹盜書”。茲接前續引《東華錄》如下：

先是獲明太監工人，付與副將高鴻中、參將鮑承先、寧完我、榜式達海監收。至是回兵。高鴻中、鮑承先遵上所授密計，坐近工人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佯臥竊聽，悉記其言。

庚戌，縱楊太監歸。楊太監將高鴻中、鮑承先之言詳奏明帝，遂執袁崇煥下獄。祖大壽大驚，率所部奔錦州，毀山海關而出。

《東華錄》據清朝官文書所記如此；再看明朝方面的記載如何，仍引《石匱書》袁傳以見當時的情事及輿論：

崇煥奏：“臣守寧遠，寇被臣創，決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單弱，宜於彼處設一團練總兵。”遂以王威為請。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難移時，北騎果於遵化入口。

按：張岱此傳可取，即在敘事公正，並不因為其時對袁崇煥皆曰“可殺”而一筆抹殺。袁崇煥料敵如神，既已提出遵化單弱的警告，兵部即應事先防範；而留難不予王威，全然不符當日平臺召見，事事應手的許諾，則追究北騎入口的責任，全在“本兵”。應斬者實為王在晉，而非袁崇煥。

崇煥與祖大壽率蒙古壯丁萬餘騎，進援薊鎮。北騎至薊鎮，與崇煥兵遇，不戰，離城數里紮營。次早直趨京師，崇煥尾其後，亦至京師城下，即上疏，請入城養病，俟病稍痊出戰。上不許，召崇煥陛見，勞以裘帽，即命歸營。是日北騎繞城北，山海總兵滿桂方到，兵未成列，北騎襲之，大敗，全軍覆沒。滿桂侄殺入陣，救出滿桂。滿桂創重，伏馬上馳出城，至城下，請入陛見，遂言崇煥於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議和，殺毛文龍以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滅寇之局。上猶未信，有二內官被擄，囚營中逃歸，言親見崇煥差官往來，語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見敵兵與我兵嬉笑偶語、往來遊戲者；又言滿桂戰不利，差人往崇煥營，速其放炮，及放炮，皆無錢糧（彈藥）者。

以上所記，得諸傳聞，頗有失實之處，如謂袁崇煥奏請“入城養病”云云，已涉於離奇；以下所記，亦復如此：

上大怒，即遣中使二人，召崇煥面議軍事。崇煥欲不往而難於辭，乃以軍中見疑，請以二中使為質；上即以二中使留質軍中。崇煥陛見，即命滿桂與之面質，滿桂見崇煥御前賜坐，拉之下跪，盡發其通敵奸狀，並言其接濟寇糧，鑿鑿有據。崇煥見滿桂色變，遂不能辯，免冠請死。上命錦衣衛堂上官拿送鎮撫司，即令滿桂往統其軍。

謂袁崇煥不敢陛見，以及見滿桂色變，皆為必無之事。滿桂並未“全軍覆沒”，創亦不甚重；否則，崇禎不致“即令滿桂往統其軍”。

事實上是袁崇煥與祖大壽同時奉召陛見，事先毫無跡象顯示此去有何危險，因此召對時驟縛袁崇煥，使得祖大壽股慄無人色。既退，聞山海關、寧遠將卒不肯受滿桂節制，祖大壽乃引所部兵出山海關。如關寧將卒願受節制，以祖大壽的本性而言，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