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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看著四處遊散的靈魂組合成無數個各式各樣令她眼花繚亂的自己。
醒（八）
醒 8
一個陰鬱的下午，我和薇拉在學校南邊的未名湖畔散步。
她說：“儘管文學已經失去少女的光鮮、少婦的風韻，變得像個棄之可惜不棄又無大用的酸腐老太太，但還是有人，特別是像你這樣的人，能發現它的美，真是難得。”
看來她把我歸於大眾，認為我是那種只會對金錢、職位、美女投資下注的男人。孟子所言，人之本性，食色性也！本沒錯，我們摸著石頭過河，一切向錢看，一切以經濟為中心，我們再不用為丟了二兩糧票而餓肚子，再不用怕冬天還要穿那雙露出腳趾的鞋了，我們口袋裡的錢，足可以買房子，買汽車，買選票，甚至可以買到人體器官，買到女人。改革開放把全世界擺到桌上，來自全球應接不暇的產品和服務，已經讓我們的感官疲憊不堪，哪裡還有時間和空間讓心去體會柏拉圖的妙處。但這並不等於說，我們的心在夜以繼日地為我們提供活力的時候，就沒有需求，難道人們越忙碌越空虛，不是心的呼喚？
我不能在薇拉麵前大放厥詞，也不能謙虛到虛假。不過，至少我們有一些共同語言。文學對她來說，一定就像宗教，神聖、萬能、無處不在。在她面前，即使違心說謊，我也只能虔誠地恭維文學。我說：“文學是高貴的，它不應該俯首屈從媚俗於大眾，無論人們在它的身體上貼了多少鈔票，依然改變不了它聖潔善良的本性。”多文學的語言啊！我為自己的表現暗自竊喜。
她聽著，緩步向前，高跟鞋踩在石板上發出好聽的聲音。她有時看看周圍，湖上鱗光波動，山上樹密草香。我繼續說下去，全然一個熱血澎湃的文學青年，但沒一會兒，我就意識到自己的班門弄斧與魯莽，她是個機靈鬼，看我停下來，就稍稍放緩步子，半仰臉，眼睛看著別處，微翹著下巴，鼓勵我，很好，繼續。
我幾乎沒聽到她的話，和她如此近的距離，我卻兩耳失聰，腦子裡一片空白。一顆小小的，俏俏的，淡咖色的痣，居然長在她脖子靠近鎖骨的地方。真是太美了。薇拉不得不又一次提醒我，繼續。
“我剛才說到哪裡了？依我看，現在的小說，精品少，垃圾多，當然不包括你。”
“不，當然包括我，我從來就這麼認為。”她很願意承認自己是在製造垃圾，接著她有點憤慨地說，“可現在，只有垃圾才能滿足這些貪婪的豬，你覺得現在還有幾個人像人嗎？我怎麼老是看不到一個人。包括你，你也承認自己是個人嗎？如果拿真正的人的標準來衡量。”
這叫我怎麼回答呢？言外之意，我也是豬。她並沒有怕我面子上過不去，或無法接受，直接又說：“別不敢承認，其實，你也是，我也是，吃，睡，最後任人宰割！無休止的萬惡的時代。”
她把我嚇住了。
我們又往前走了一段，她突然停下來，轉身看我，沒大沒小地用指頭指著我笑，說我臉色大變，慘綠慘綠的。然後提議換個話題，如果沒興趣，就宣佈散步結束。我怎麼願意讓她離開呢？我把自己的過去講給她，話一說開，我就發現，我是那麼希望讓她瞭解我的一切，我是那麼願意在她面前做個毫無保留的玻璃人。
我一九七四年出生在北京，長在一個一九七八年才通電、一九八五年才通公路（還不是柏油的）的山村。我母親是下鄉知青，父親是當地農民。我是老小，上面有兩個姐姐。我們算是城市與農村的結合體、雜交種，或是一個怪物，農村人眼裡我們是城裡人，但回到北京，我們又是徹頭徹尾的泥腿子農村人。我始終說不清兩種基因，到底哪種在我的身上發揮的作用大一些。
兩個姐姐的命都不好，她們是被一個搞不明白的問題害死的：同樣是人，同樣一個國家，農村與城市的差別為什麼就那麼大呢。那個年代，知識和閱歷同樣粗淺的她們沒有聽說過二元經濟，卻切實體會和忍受了二元社會或二元人給她們造成的苦難。城市，有班上，有電影院，有公園，有商場，有電車，考試都可以加分，是天堂。農村人睜開眼勞動，閉上眼睡覺，黑暗、冷清、死寂，是地獄，如果像母親年輕時那樣，披星戴月挑燈造田，活在一種轟轟烈烈之中讓個體消失也就算了，可土地下放以後，她們所分得的那點土地，就是日夜暖在懷裡喂上奶，也打不出畝產萬斤的糧食，即便打出糧食，也換不來電視機、玻璃幕牆、電梯。如果我的兩個姐姐，沒有被一個嚮往牽著，像當地姑娘那樣沒有任何想法，只盼上天開眼給自己送個勤勞細心知道體貼女人的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