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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或者叫做“道”，這是最高的政治和文化理想。按照這個理想，世界的最佳狀態是由聖人統治的太平治世。聖人，首先是一位具備理想人格的導師與先知，其次才是具備推行仁政能力的帝王。這套學說又被概括為“內聖外王”四個字。第二，便是現實的，由列祖列宗構成政治秩序，或者叫做“勢”。勢是實現道的途徑，道是勢的目的。如果用一個玄學的概念來解釋的話，就是：道為體，勢為用。作為一個追求聖人和仁政的君子，他出仕的目的，不應該是求得俸祿，而是將自己侍奉的帝王，由外王引導到內聖的境界。倘若列祖列宗不爭氣，倘若勢妨礙了道，君子只得回到道的懷抱。一個天下矚目的名士，如果能夠拋棄出仕，選擇清貧與隱逸，就是在勇敢地宣佈：帝國已經失去了道義上的根據。
郭泰選擇了一個深秋晴朗的日子。走的時候，太學為之一空。出了北門，便看到了李校尉和上百輛的車駕，京師的衣冠大儒們幾乎都到了。李校尉攜住郭泰的手，將他拉上自己的車子。大家簇擁著他倆向西北行去。
經過北邙山的時候，秋風蕭瑟，放眼望去，草木凋零，墳墓逶迤成片。忽然，送行的隊伍中，響起了高亢而悲愴的歌聲：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古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人們來到黃河岸邊，停在一處長著大槐樹的高坂下，隨行的僕從們忙著佈置好幾案和酒食。入席之後，郭泰和大家說了些道別和勉勵的話語。幾巡酒下去，席中唏噓感慨之聲紛起。郭泰聽著身邊黃河的驚濤駭浪，遙望秋水長天，北雁南飛，孤寂與愴涼，充滿胸臆之間。他對大家說道：“時值今日，感激諸君厚意。郭泰無以言語，請援琴作歌，與諸君別。”
激揚的琴聲伴著郭泰深沉的歌聲而起，幾個已有醉意的太學生也隨之起舞：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
宴罷，李校尉讓大家止步，自己又與郭泰共乘一車，上了高坂，駛向渡口。大家引領望之，有人感嘆道：“眇若松喬之在霄漢啊！”
申屠蟠也與大家道了別，不過他與郭泰相反，往東南而去。從此，他便絕跡於淮水流域的梁國碭山之中，築草屋於大桑樹下，終生不出，全其高志，年七十二而逝。
郭泰的離去，給李膺等清流士大夫們帶來了更大的悲憤，由於是已經出仕之人，他們的人格就不允許他們作出像郭泰、申屠蟠之類的處士們的選擇。他只有拿出整個性命，去為歷史負重，作荒漠中的呼喊，作壯烈的犧牲。
李校尉又接手了一樁案子。案發地點，乃是河內郡。
張成，河內人，是個術士。他的特長是風角之佔，也就是透過對季節更換時的風向觀察，來推斷人事的吉凶。不過，他是個有名的術士，因為他用這套小把戲結交了中官們，又透過中官給天子佔過幾次，因而被人奉為神明。大凡昏聵的上層人物，皆喜結交具有特異功能的人，因為古人有言：“國之將興，聽於民；國之將亡，聽於神。”
延熹九年（166）春風初起的時節，張成在一個甲寅日，感到風颳得很高，並吹響了柳枝。他知道，按佔法，這預示著朝廷要大赦天下了。他想起兒子有個仇人，便告訴兒子這一徵兆，讓他放心大膽地殺了仇家。
《品漢朝》第二章 大放逐（9）
明目張膽的殺人案發生後，殺人犯從容自若地進了李校尉的監獄。七天之後，他父親的預言應驗了。說句真話，如果沒有他父親的原因，李校尉或許就按朝廷的詔令辦了。可這次，當他被叫到大堂之上，得意洋洋地準備聆聽大赦令的時候，一見到李校尉那張臉，他就立刻明白：父親的預言失靈了。
張成聰明反被聰明誤，喪子之痛，讓他氣得快要瘋了。他一連多日地奔走於宦官的門庭。最後，由他的一位在朝中做官的弟子牢修，向天子上了一封誣告信，聲稱：“司隸校尉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不遵朝廷詔令，濫殺已赦之民。”
天子的身體已被酒色搞得一塌糊塗，脾氣也隨之壞得厲害。他再也架不住中官等人的勸說，年輕而蒼白的臉氣成了青色，震怒之下，他讓中書起草詔令，在京畿和各個郡國收捕這些“共為部黨”的“黨人”。可是，詔書又被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