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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來到華盛頓。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認為，國家不干預經濟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而凱恩斯不相信市場經濟可以透過自我調節實現充分就業，他主張國家必須干預經濟。他的劃時代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的通論》那時正在醞釀之中。他到美國和羅斯福一拍即合，他發表了大量文章支援新政。在推動新政的同時，他的理論也在完善。1936年《就業、利息與貨幣的通論》出版時，已經有了羅斯福新政的實踐依據。凱恩斯認為，市場需求不足，政府必須想辦法提高居民的購買力，刺激消費；企業界沒有辦法擴大投資，政府必須擔當起投資的責任。政府從哪裡弄錢來投資呢？靠赤字財政。他認為，在出現蕭條時政府應當減少稅收，增加支出，有意識地使預算出現赤字；當通貨膨脹加劇時，政府增加稅收，緊縮財政開支，取得財政結餘，償還蕭條時發出的債券。
新政的主要內容可以用“三R”來概括，即復興（Recover）、救濟（Relief）、改革（Reform）。由於大蕭條是由瘋狂投機活動引起的金融危機而觸發的。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也先從整頓金融入手。在被稱為“百日新政”（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期間制訂的15項重要立法中，有關金融的法律佔1/3。羅斯福於1933年3月4日宣誓就任總統時，全國幾乎沒有一家銀行營業，支票在華盛頓已無法兌現。在羅斯福的要求下，3月9日，國會透過《緊急銀行法》，決定對銀行採取個別審查頒發許可證制度，對有償付能力的銀行，允許儘快復業。
羅斯福新政運用財政、信貸兩個槓桿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醫治市場經濟自發機制所造成的生產過剩、供過於求的痼疾。政策重點是用需求帶動生產。辦法之一是實行赤字財政和發行債券，調動閒置資本用於生產和消費。辦法之二是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資。
1929年，政府的總開支約為100億美元，1933年，增加為130億美元，1936年增加到150億美元。在政府投資的帶動下，民間投資也有起色。經過政府三年“注射”之後，國民總所得額與國民總消費額上升了50％，但政府的投資計劃沒有達到充分就業的程度，仍有900餘萬人失業，直到“二戰”期間政府投資擴大到1030億元，就業問題才得以緩解。
5�昔日的“大蕭條”與今天危機之比較
1929年的“大蕭條”與如今的金融危機比較，有什麼不同呢？
1930年，美國頒佈《霍利…斯穆特關稅法》，為保護美國農業和相關商品，制定了美國曆史上最高的關稅。該法的實施雖然給美國經濟的下滑帶來暫時的緩解，但是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報復接踵而至，世界貿易體系隨之崩潰。根據資料顯示，75個主要貿易國家的月度總進口值從1929年年初的29977億美元一直滑落到1933年的10569億美元，下降近一半。
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正是非合作博弈的結果：在危機面前，只要一個國家為了自身利益，以鄰為壑，率先採取不合作策略，就會導致所有國家採取相應的報復措施，引起集體非理性。
歷史的教訓值得我們借鑑，對於席捲全球的危機，世界各國必須採取合作的態度，共同救市。媒體報道有一個細節：摩根大通針對收購貝爾斯登的盡職調查本可以持續數月，但是財長保爾森卻給雙方下令，必須趕在亞洲市場開市之前達成協議。保爾森此次發令所具有的濃厚行政色彩一度遭到美國投資界的質疑與反對，認為有損美國自由市場的良好形象。但事實證明，保爾森的判斷是明智的，因為全球股市之間的聯動性已今非昔比。
1929年的經濟危機，和這次的金融危機，從目前看還是有比較大的區別的。除了上面提到的時代背景不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形成了主要經濟國家間的協同反應機制外，重要的區別在於：這次金融危機中，實體經濟尚沒有出現明顯的嚴重衰退，樂觀地估計，各國之間加強協調互動，或許形勢還不會那麼嚴重。
1929年美國“大蕭條”，一個原因是缺少對股市和整個金融系統的監管。1934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應運而生，其職能就是專門對證券交易進行監管。透過建立起包括美聯儲、證交會在內的一整套金融監管體系，在證券領域引入辯方舉證制度，加大對內幕交易等證券違法行為的懲罰力度等措施，美國金融體系恢復了元氣，美國股市也終在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