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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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領導班子成員或者職務的變動？似乎也不可能。因為“文革”中人們對某個新的提法、新的口徑，對某個人名的隱去或出現，都十分敏感，能猜出其中的奧秘，無疑在這時更為警覺。如果宣佈變動了的中央領導班子，也就等於宣佈發生了什麼事，似乎仍為時尚早。那麼將播出什麼呢？心中估摸不透。
因為對內容心中無數，對廣播宣傳的規模也就無法確定，因此，對如何做播出的準備意見不一。一種意見是準備大搞，做大的設想，按照過去有重要廣播的做法，打亂正常節目另作安排，中央電臺兩套節目並機播出，組織記者採訪群眾反應和可能出現的遊行慶祝活動，製作錄音報道。理由很簡單，這件事太大、也太鼓舞人心了。另一種意見認為時機尚不成熟，如果不是公開宣佈粉碎了“四人幫”，只是作明顯的暗示，先造輿論，廣播宣傳不宜搞大，基本正常，與平時稍有不同，既讓聽眾感覺到什麼，又不明確知道是什麼。
兩種方案同時提出，經請示中央，同意了後一種方案。中央採取的是穩定局勢、內緊外鬆、引而不發、多做工作的方針。
到10月8日夜12點，也就是9日的零點，中央電臺首次廣播了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建立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紀念堂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於出版〈毛澤東選集〉和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的決定》。各報在第二天見報，頭版通欄標題。中央電臺在離全天播音結束僅有1小時35分鐘內，兩個決定各播出了三次，迅速傳遍全國。9日又播出17次，用記錄新聞速度播出一次。中央這麼適時公佈兩項重要決定，其中的奧妙和政治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兩個《決定》是中央重大部署，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為此，中央電臺又接連不斷地報道了各地的反應，形成了一次宣傳高潮。接著，中央電臺又廣播了《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於10月10日發表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社論題目本身就很有含意，社論裡又作了明顯的暗示，並強調“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一切聽從黨中央的指揮”。凡經過政治運動的人，都能掂量出其中的含意。
粉碎“四人幫”時的中央電臺（6）
“四人幫”在上海的親信骨幹聽了中央電臺廣播的兩個《決定》之後，十分恐慌，憑著他們的政治嗅覺，感到末日將至。據曹大澄在《餘黨末日》中記載，“四人幫”在上海的餘黨立即實行緊急動員，妄圖發動武裝叛亂。上海市委宣傳負責人叫嚷：“剛才北京廣播了中央的兩項決定，他們這一手高明，他們撈了資本，這是煙幕彈，我們再也不能等了，馬上製造輿論進行反擊，要針鋒相對！”他氣急敗壞地說：“現在只有幹，而且要大幹。要在早晨6點之前出動民兵進駐上海電臺、報社，電臺要廣播《告全黨全國人民書》、《告世界人民書》，要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洪文、還我春橋、還我文元的口號！”接著，他跑到報社，要報社不要登“北京釋出揪出反黨集團的訊息和新華社發的整我們的訊息”，“要登我們的東西”。他竄到上海電臺檢查播音室，叫喊：“你們不要轉播中央臺的廣播！”
有人回答：“中央臺的中波是阻擋不住的，開啟收音機，老百姓都能聽到！”
“你們開動干擾機，干擾中央臺的廣播！”
“機子不夠，中央臺的功率大，我們干擾不了！”
在強大的輿論攻勢面前，他們無可奈何！
公開點名 放開報道
這段時間的宣傳有一定的影射、暗示，又不能操之過急，主要是穩定局勢，爭取群眾。宣傳報道中政策和策略並用，虛虛實實，例如，對於過去與“四人幫”聯絡密切的一些單位和人，在沒有弄清問題以前採取迴避的辦法，暫不宣傳，但又偶爾有意提到某單位和人的名字；對上海等地的來稿嚴格掌握，慎重處理，但又不是完全不用；對“四人幫”插手的戲劇、電影、歌曲等文藝作品原則上停播，但又要有計劃有選擇地播放一點。這樣佈下迷魂陣，使那些惶恐不安、想鋌而走險的人抱有某種幻想，一時下不了決心。正是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在10月15日的《新聞報摘》中，經請示播出了《人民日報》刊登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擁護兩個《決定》的訊息。
除了嚴格控制的一面，還有著意加強的一面。除了連續報道各地群眾對《決定》的反應以外，在文藝節目中反覆播放《東方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國際歌》。這幾首歌曲在1971年林彪叛逃後，在後來的八大軍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