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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臺的宣傳大權。
毛澤東主席逝世治喪活動的宣傳報道剛剛結束,1976年10月6日晚8時多,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在這歷史發展的緊急關頭,在這場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決戰中,作為國家電臺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又經受了一次嚴峻的政治考驗。
決戰時刻 耿飈來到廣播局
1976年10月6日晚7時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經降臨,有幾位未經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進北京復興門外的廣播大樓,徑直走進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的辦公室。
來人中為首的是中聯部部長耿飈。他的突然到來,是執行一項重大的、緊急的、特殊的使命。一年後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飈談到這一使命的時候說,1976年10月6日抓了“四人幫”,“是下午8點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邱巍高到電臺來是晚上7點多,不到8點。”耿飈回顧當時接受任務的情況時說:“葉劍英元帥在粉碎‘四人幫’的那天晚上親自坐鎮。我去接受任務的時候,葉帥就坐在一個高凳子上等著,中央領導親自交代任務。”後來,耿飈在他的回憶錄裡的《春風又綠中華》一章中,談到他接受任務時的情景。他說:“華國鋒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務:‘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去,要迅速控制住電臺和電視臺,不能出任何差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中央電臺是黨和國家的要害單位,一向戒備森嚴,負責警備任務的是北京衛戍區部隊,邱巍高是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他的參與,一是可以不經事先打招呼直接進入廣播局,二是可以隨時調動廣播局的警衛部隊。
耿飈在回顧那天晚上進駐情況時說:那天晚上,他們在警備部隊中挑選了20名戰士,他帶了10名。“我們一進廣播電臺的大門,就直到局長鄧崗同志的辦公室。鄧崗同志正在辦公,一看我們去了,他莫名其妙。我們是認識的,但他不知道我來是幹什麼的,怔住了。我說是奉命到這裡來的,為加強對廣播電臺的領導。我把華主席的信給他看。大約三分鐘的工夫,鄧崗同志沒有說話,大概考慮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說,你如果想給姚文元打電話也可以。他說沒有必要了,不必了。隨後,便召集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和局領導開會。”在這緊急關頭,短短的三分鐘,鄧崗經受住了政治考驗。
當然,對於這一切,當時我只是中央電臺主管宣傳的副臺長,自然無從知道,只能從當事者的回顧中得知。後來看到一些粉碎“四人幫”揭秘的文章,對這段歷史眾說不一。1990年12月24日在慶祝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建臺50週年的聯歡會上,我見到耿飈同志問起這段情況。他說,他的記憶是準確的。
現在來回顧當時的情況是輕鬆的,可是在1976年的10月6日晚,中央電臺的氣氛異常緊張。自“文革”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於晚上到辦公室學習、工作、開會、聊天,彼此打聽些小道訊息。6日晚這異樣的變化使得有新聞敏感的廣播編輯、記者更為敏感了,使得不平靜的廣播大樓更為不平靜了。自從這些“不速之客”進局以後,局長辦公室的外屋穿軍大衣的人不斷增多了,不一會又搬來了被褥,看來是要在這裡“安營紮寨”了。隨之而來的是警衛戰士頻繁調動,增設了崗哨,增加了值勤人員,而且是全副武裝。我在電臺工作多年從未見過這種陣勢。“文革”中人們對政治問題非常敏感,善於察言觀色,又何況1976年發生的大事又太多了。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悲痛氣氛還籠罩在大家心頭,許多人在思考著中國的未來。正是在這種時候發生了這種變化,自然會跟某些重大問題聯絡起來。人們在竊竊私語:“一定是發生了大事!”
為了探個明白,也是責任心所驅使,我趕緊向中央電臺的節目傳送間走去。節目傳送間在廣播大樓的第四層,是中央電臺播送節目的前哨陣地,也是電臺的機要重地,所有節目都要從這裡傳送到發射臺。一路上,氣氛格外緊張,一道又一道地嚴格檢查證件,除了固定崗哨,又增加了流動巡邏人員。在節目傳送間門口增設了崗哨,直播室門口有兩位持槍戰士分列兩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燈光中閃爍,電臺從來沒有過這種陣勢!據後來耿飈回憶說:“邱巍高到廣播局後作了四項佈置:第一是控制電臺的要害部門,如直播室、機房、制高點等,加強了崗哨和驗證;第二是保持電臺秩序的穩定,內緊外鬆,不要讓別人看出異常來;第三是保證所有進駐人員的安全;第四是對警備部隊進行教育。”
粉碎“四人幫”時的中央電臺(2)
“文革”前,中央電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