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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貴妃》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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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貴妃”其人其事，成為中國文學創作的共同題材，有一千兩百年之久了。我曾經用此一故事寫作，在二十多年間，計有五次，當然有不同的接觸面與不同的形式。而這本書則是全面的，寫“楊貴妃”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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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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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歷史小說的身世，頗為曲折，要從古代談起。
中國古代的所謂小說，本身就是一種史述，是一種史籍。小說家可能就是採集民間瑣聞雜話的史官，故《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出於稗官野史、巷議街談。而《漢武故事》、《西京雜記》、《搜神記》、《續齊諧記》等小說也被納入史部起居注或雜傳類之中。
到了唐宋間，說書人講說故事，逐漸便改變了小說的涵義。據《東京夢華錄》等書記載，當時說話人可以分成幾類，當時稱為“家數”。其中之分類各書記載有些差異，但大體有四大家數：講史、小說、說經、說諢話。說諢話，是講笑話、逗趣，可能近於相聲、滑稽、插科打諢之類。說經，是講佛經。講史與小說，則是古代小說的分化。仍以描述歷史事蹟、勾勒歷史大勢、演說歷史人物之行動及典型者，稱為講史。而那些僅借用某些歷史場景，或以歷史故事原材料，來講述人物發跡變泰，悲歡離合者，則稱為小說。
所以《夢粱錄》說：“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杆棒、發跡變泰之事。”用現代的話來講，就是：它可能寫古代事，也可能講當代。若寫古代，則雖借用歷史場景，但它本身自成傳奇，目的並不在述史。因此它並不以增進讀者之歷史知識、復現歷史現場、探討歷史演變規律為宗旨，其虛構性也因此而較強。《夢粱錄》說小說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捏合”，就是說它具高度虛構之性質。
經過這樣分化之後，講史與小說分途，各領風騷，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諸如《三國演義》、《武王伐紂平話》、《東周列國志》之類傑出的歷史演義。此類稗官野史，本出於巷議街談；其流傳，也深佈於民間，中國人，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講起。可是，講史也者，便一朝一代，一路講說彈唱下來。因此，若問我們社會上到底認知了什麼歷史，正史二十五史或《資治通鑑》一類史籍的影響，其實遠不如二十五史通俗演義等講史系統。
可是，講史的勢力，畢竟引起了文人學士的反彈。稗官野史，原本就相對於正史官史而說。文人學士，也非田夫野老，夙不以巷議街談為然。故清朝考證學大興以後，鄙薄講史，以史籍史事真偽之考訂為職志，竟蔚為風氣，像章學誠《文史通義》就說：著作之體，要就實，要就虛。不能像《三國演義》那樣，既不像正史那樣符合“史實”，又不像小說那般全憑虛構，反而造成了讀者的混淆。於是，講史的地位，不僅及不上正史，也不如小說了。
這是講史之命運的挫折。可是，它的噩夢並未停止。晚清以來，西力東漸，西方小說觀進入中土，論者持此以衡，遂越來越對講史看不順眼。
現代小說觀，第一就是要從創造性講起。小說既是作者之創造物，其人物、情節自必為虛構的。因此，會覺得講史缺乏創造性，一切人、事、地、物均受限於史實，缺乏作者發揮想像力的空間。而一部缺乏想像力與創造性的東西，還能是好作品嗎？但若作者在講述史事之中，新增了太多想像，甚或改動了歷史結局，扭轉了史蹟之因果關係，其虛構性又不能令人忍受。非特不會被稱讚，反而會被指責，認為那是不能容忍的缺陷。處在如此左右不討好的情況下，講史的命運，可謂蹇困極了。
這也就是民國以來，缺少歷史小說作家的緣故。
現代小說家也不擅長寫講史或歷史小說。因為現代的特徵之一，就是與傳統的決裂。形式上，講史、歷史演義，都被視為舊文體，不再被小說家採用。內容上，現代文學又有去歷史化的傾向，不再關懷歷史。因此，現代小說家既乏歷史知識，又無興趣處理歷史題材。就是想寫也寫不出來，畢竟，其關懷業已不同了。
現代文學兩大陣營，一是現代主義，一是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旨在反映現代社會中人的處境，現實主義則以反映社會為目標，它們的關懷所在，都不在歷史而在現代。即或採用歷史題材，如魯迅之寫《故事新編》，或後來的姚雪垠寫《李自成》之類，目的也不在講史，而在自抒懷抱，改造時代。
可是，人類對歷史的情懷，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