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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階級投降主義〃或〃新陳獨秀主義〃。
針對洛川會議後中共黨內逐漸佔上風的主張全力與國民黨合作的主張，毛從列寧和中共歷史中尋找到依據，發明了此新語彙，將其贈與王明及其追隨者。
（2）〃速勝淪〃。
毛針對已被八路軍華北軍分會接受的〃運動游擊戰〃方針、和王明、周恩來在武漢為配合國民黨而展開的〃保衛大武漢〃之種種活動，反覆強調開展游擊戰對發展中共和進行持久抗戰之極端重要意義，並將王明等的觀點概括為與〃亡國論〃相對應的〃速勝論〃。
匆庸諱言，毛決非一單純學院式觀念思想型人物，他首先是一個實踐家，其發明的說辭主要是針對其現實中的政治對手的。
新口號既已發明，但僅有〃道〃而無勢，則〃道〃之不行。於是，以術謀勢就成了1938年春夏之際支配毛之一切活動的興奮中心了。
（1）運用一切方法，全力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援。自1935年底莫斯科與中共電訊交通恢復後（初期電訊仍不穩定，1936年初即完全正常），莫斯科就成了套在毛頭上揮之不去的金箍咒。儘管毛控制了與莫斯科的電訊，從而在訊息獲得及解釋方面贏得了比較充分的主動權，但當王明返國後，面對參與新方針制定的王 明，使毛原己獲得的解釋上的自主權，頓時相形見絀。中共政治局的大多數同事，如久旱望雲霓般，將王明傳達的斯大林指示視為甘霖，而將毛的肺腑之吉撇之一邊。若改變這一狀況，其重要途徑就是加強毛在莫斯科的影響力，對王明實行釜底抽薪。1938年蘇北正處於〃肅反〃大風暴中，政治的發展瞬息萬變，王明的後 臺米夫己遭斯大林清洗，此事己為毛在莫斯科的活動提供了空間。1938年 3月 5日，任弼時被政治局派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自王明返國後中共執行新方針的工作。在任弼時向莫斯科提供的彙報提綱中，主要反映的是中共政治局12月會 議精神19，但也同時夾進毛有關加強在統一戰線中獨立性的意見。當這個折衷性的彙報提綱被共產國際透過後，毛在爭取莫斯科的支援中就已取得初步勝利。而當王稼祥與季米特洛夫會面並獲得季氏對毛支援之口信，則不啻為毛的巨大勝利了。季氏之口信在1938年的中共發揮效力之巨大，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簡直就是一份莫斯科對毛之政治地位的承認書。至於王明，一旦遭莫斯科之冷遇，則完全喪失了政治上的同旋餘地。
1938年季米特洛夫對 王明的輕慢有其複雜的原因，儘管季氏與王明私交甚篤，王明唯一的女兒在其返延安前即託付給季氏，但在1938年席捲全蘇聯的大恐怖之血風腥雨中，飽受寄人 籬下之苦、且常遭斯大林之輕侮的季氏於驚恐中欽羨毛澤東之功業，盡在情理之中。季氏與斯大林畢竟非一人，從各方面資料看，斯大林對王明關懷備至幾十年可謂不變。1938年季氏搞的小聰明竟把斯大林也矇混了過去。這也是毛以後念念不忘季米特洛夫的原因。
（2）積極引導軍隊領導人，促使軍方改變戰略方針。1937年洛川會議後，毛不斷急電彭德懷等，指示彼等盡最避免與日軍正面衝突，而將主要工作用於開闢根據地和群眾工作方面 20。但當八路軍依運動游擊戰方針配合國民黨軍取得平型關之役勝利後，毛也表示嘉許。在毛的耐心爭取下，1938年春夏，華北軍分會主動將歷動游擊戰的方 針轉變為深入敵後，全力開闢中共根據地的游擊戰方針，在發展中共武裝力量這一關鍵問題上，軍方與毛原就完全一致。自太原失守，日軍強敵壓境，國民黨軍隊撤退殆盡，中共軍隊失去友軍配合作戰的客觀環境時，八路軍事實上就採納了毛的戰略方針，當八路軍在不到一年內從不足 3萬發展到 30萬人後，軍隊將領業已主動信服於毛。
（3）加緊聯絡黨的高階幹部。在王明返國、新政治格局出現的形勢下，毛鑑貌辨色，小心謹慎地發展與在延安政治局委員的政治聯絡。1938年 3月底，毛將劉少奇調回延安，劉成為毛在政治局中最親密的盟友，而劉領導的原北方局從此成了毛向長江局〃鬥爭的根據地〃21。毛同時還拉緊洛甫，不僅使洛 甫在對國民黨之方針的意見上與自己完全一致，而且加速了洛甫與王明等的進一步分裂。對於和自己素無交往，且與王明長期共事的康生，毛也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真考察，讓康生在延安的中央職工委員會坐了一陣冷板凳，在證實了康生對自己的忠實後，與康生建立起密切的關係。
1938年3一4月，毛聯合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與以王明、周恩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