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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中共中央遠離鄉村，城市中央對根據地的領導必須透過毛澤東來體現，因此，毛個人的識見、智慧、人格因素和作風態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了。毛是江西蘇區所有武裝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為剛強的，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風專斷，使許多軍中同志對其“敬而畏之”。在1929年的朱、毛紛爭中，朱德因其為人寬厚、作風民主，得到紅四軍（紅一方面軍前身）多數幹部的同情和支援。1929年7月陳毅赴上海彙報請示中央對朱、毛紛爭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援毛。陳毅返贛後，親自請毛出山，朱德、陳毅為忠誠的共產黨員，一切服從中央，重新理順了與毛的關係，使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卻因各種原因而尖銳化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澤東“打AB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是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
毛澤東用流血的超常規手段解決黨內紛爭，究竟要達到甚麼目標？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由於此時毛尚未成為中國黨的列寧，不具號令全黨的法理權威，他才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的反側。
鎮壓“反革命”，何愧之有
將大規模的恐怖施之於黨內和軍內，與黨道德和黨倫理存在巨大沖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自有辦法。他聲稱：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所控制，為了挽救革命，必須對之進行徹底改造，這樣，毛的鎮壓就有了思想的旗幟。李文林是知識份子出身的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與毛澤東及紅四軍的關係一度十分密切。但是到了1930年初，經歷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干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日趨緊張。贛西南方面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1）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2）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提出合如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如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面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面的抵制。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於1930年2月6…9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和贛西南方面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份參加會議，劉士奇等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准恢復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AB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毛澤東等列舉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重政治錯誤”主要有兩項：（1）毛等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2）毛等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這裡所提到的“黨的領袖”，是指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份子”的帽子，宣佈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離出主力部隊，轉任地方工作。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佈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