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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外右派配合向党進攻」的論斷。然而，江渭清的圓熟幫助他避開了毛澤東的進攻。據《江渭清回憶錄》記載，當時他是這樣應對毛澤東的：
「要反右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另外派人來。因為是我先『右』嘛！您先撤了我，讓別人來反」。
聽我這麼表態，毛主席倒消了氣，說：「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還帶著幽默的口吻說：「渭清啊！你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回答說：「主席啊！我是捨得一身剮，要為您老人家護駕。」
上述的一問一答，頗真實地反映了50年代毛澤東的精神面貌。經常有意無意以「皇帝」自居的毛澤東，在特殊情況下，也有納諫的「雅量」，但是，關鍵要看是誰進諫、進諫的態度和涉及的問題。江渭清態度恭敬，雖有口角頂撞，然而其私心只是為了保護部屬，毛對江渭清向有好感，知他絕非蓄意抗上，也就順水推舟，不再當場抓住他不放了。然而，毛的「大度」並不表明他可容忍對自己權威的任何冒犯。在主持召開了全面部署反右派的青島會議後，毛澤東派出了反右欽差大臣彭真和康生＇2＇， 分別坐鎮南京和蘇州，具體指導江蘇的反右運動（康生指導江蘇反右運動一事，在《江渭清回憶錄》中被略去）。
彭真與康生各自負有不同的任務，彭真的使命是督導在江蘇省委內部抓右派，康生則是負責在江蘇文藝界抓右派，對於這兩位直接由毛澤東派出的中央大員，江渭清的反應也相應不同。
彭真在中共八大以後地位上升，其實際權責近似黨的副總書記。彭真在來寧前，毛澤東曾當面交代說：江渭清「右」，但是毛又要彭真個別向江渭清打招呼，表明他並非有拿下江渭清之意。
江渭清極為聰明，他請求彭真在江蘇省委常委會上講話，傳達毛澤東對自己的批評。彭真當著在坐的常委不好明說，只是含混問道：「江蘇為什麼不打右派？江蘇有沒有右派？」面對彭真的指問，江渭清回答：「有右派啊！不過我還沒有發現。」
江蘇省委內部的反右運動，最後以批評幾個廳級領導幹部的「右傾」而最終「過關」。在反右運動中，江蘇省委常委和各地巿縣主要領導中沒有抓一個右派，這全依仗江渭清的保護，這也說明，即使在黨內高壓氣氛濃厚的年月裡，省一級地方領導人在執行北京政策的過程中，仍有一定的彈性活動空間。對這個活動空間寬嚴尺度的掌握，往往取決於「第一把手」的個人意願和態度。與江蘇情況形成對照的是，由江華任第一書記的浙江省，把省長沙文漢和其妻陳修良（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長）雙雙打成右派；由曾希聖任第一書記的安徽省，把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也打成了右派。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江渭清當年所要保護的僅是黨內各級領導幹部，知識分子和一般幹部則不屬這個範圍。康生坐鎮蘇州查辦右派所獲的「戰果」是「揪出」了一個名曰「探求者」的「右派集團」。「探求者」是由一些江蘇青年作家在1957年春自發組成的文學社團，僅存在18天。據長期擔任江蘇省省長的惠浴宇回憶，當時江蘇省委曾召開常委會專門研究對這批人的處理問題，儘管所有的常委「沒有一個不想保他們的」，省委宣傳部長俞名璜甚至「說著說著，眼淚汪汪」，但是最終「還是沒有保得住」＇3＇，這批青年作家全部被打成右派。《江渭清回憶錄》稱，江蘇省一共打了13，349名右派，佔全國右派總數的2。4％，屬於全國打右派比較低的，若從江蘇人口看，比例更低。事隔四十年後，江渭清對此承擔了自己的責任，他為此「一直內疚在心」。
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中開啟了對地方工作直接干預的閘門，毛的干預的無序性和強制性，逐漸成為北京與地方關係中的顯著特徵，使得地方領導人對北京的依賴進一步加強，地方領導人與北京的關係更趨複雜。
二
毛澤東對江蘇的又一次直接干預發生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這一次毛看準了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劉順元，認定他是一個「老右傾」。
劉順元何許人也？他是80年代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黨員。然而，劉順元在黨內的命運卻坎坷多舛。1945年秋，八路軍出兵東北，劉順元擔任中共旅大黨委領導期間，因不滿蘇軍擾民曾提出異議，被蘇佔領軍指名要求調離。彼時中共倚重蘇聯，劉曾因此受黨紀處分。1953年，劉順元調入江蘇，任分管農業的書記，並曾擔任過江蘇省委常務書記。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後，劉順元對浮誇風多有尖銳抨擊，他曾公開批評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