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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過一些曾擔任過負責工作的前領導同志的日記，如《謝覺哉日記》、《林伯渠日記》（片斷）、《周保中日記》，《賴傳珠日記》、《王恩茂日記》等。但這類日記所載內容均起訖於民主革命時期或革命戰爭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國後的內容。極個別者如《汪東興日記》也只是擷取作者在1965年的一段經歷，而非汪氏全面、系統、有連續性的完整日記。
在擔任過黨和國家最高職務的領導同志中，楊尚昆是唯一在生後出版日記的。其日記是迄今出版的前領導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內容最為豐富、部頭最大的日記。這部日記共有上、下兩冊，全書110萬字，引人注目的是，該日記全是建國以後的內容。起訖時間為1949年1月1日…1965年12月10日，時間跨度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國後的這17年間，楊尚昆位居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他先後擔任過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軍委副秘書長、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等職。因此，這部日記就格外引人注目。在這部日記中，作者不僅簡要記述了他的所見所聞，還敘述了他對某些問題的看法，堪稱是一部觀察當代中國史的珍貴記錄。
中共是一個長期在農村進行艱苦革命戰爭的黨，1949年初，中國革命即將獲得全面勝利，黨中央也將從戰鬥了幾十年的農村轉移到城市，對於黨的這個重大戰略轉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都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毛甚至以“糖衣炮彈”來比喻中共將面臨的新的嚴峻考驗。楊尚昆當時任中央秘書長兼軍委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負責中央機關向北京轉移的具體事宜。1949年3月23日，楊尚昆為中央打前站，先行從西柏坡出發，前往北京。在《日記》中，楊記述了個別機關在北京紀律鬆弛的事，他感嘆道，才進城幾天，“似乎大家都變了”，“一進城市，大家對居住生活條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愛從好的方面去佈置，”楊寫道：“要能維持簡樸的作風，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誘實在太大。”
楊尚昆長期擔負黨和國家的中樞——中央辦公廳主任。這一崗位所承擔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達，其具體事務包括上至中央常委開會會場的佈置與記錄、文書草擬和下發，下至中南海車隊的排程、託兒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繕和花草栽培。楊是辦公廳主任，不一定具體處理過於瑣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談話、聽取彙報、佈置檢查等等，負責處理的事情極其繁雜。1955年3月，中央決定開黨的代表會議，事先楊接見中央新聞製片廠廠長，具體討論拍攝事宜，詳細指導拍攝哪些鏡頭，哪些鏡頭不拍。50…60年代，政治風雲時有變幻，忽而雷電閃鳴，轉眼又是風和日麗的豔陽天，不管發生如何變化，中樞機器都要運轉，楊仍每天都要面對亟待處理的一大堆具體事務。楊尚昆自1956年黨的八大後，在書記處分工分管工、青、婦和指導中央調查部的工作，他幾乎每隔兩、三天都要聽取中調部常務副部長孔原同志等的彙報，近十年從未間斷。從《日記》上看，楊幾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點，儘管在這17年中，楊在黨和國家的職務序列中並非處於最前沿。
楊尚昆所處的地位極其重要，距毛澤東主席很近，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楊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諸如代表中央與罷黜後的彭德懷進行聯絡的工作，也由楊來承擔。所以，楊尚昆對毛的記載就特別有意義了。楊尚昆對毛的膽略、氣魄和能力極為折服，他在《日記》中時常稱毛為“主”、“主座”，這應該是為了記述的方便而作的簡稱。不無巧合的是，曾經擔任過毛澤東政治秘書、也是楊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的兼職秘書李銳等私下也稱毛為“主公”。
楊尚昆青年時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和王明是前後同學。由於王明的機會主義錯誤曾經給中國革命帶來重大損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許多領導同志包括楊尚昆的尖銳批評。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發言，對自己的錯誤多有掩飾。楊在《日記》中批評王明的發言“口若懸河，離題萬里”，“簡直是胡鬧”，“總觀此人是毫無進步，野心未死，還有伺機反攻之企圖”。而對於毛澤東，楊尚昆則是發自內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記裡，抒發了自己的心聲，“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親眼看見中國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規定的程序，走向全國大勝利，實在是值得興奮，值得為自己慶祝。”“沒有毛主席的領導，這種合乎國情而又使革命加速勝利的辦法是難於想像的。”建國初，我志願軍在朝鮮取得對美國的勝利，大大地振奮了楊尚昆，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