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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引致劉少奇的強烈不滿。第二天在劉少奇離開前夕，「脾氣」終於爆發。劉少奇明確告訴江渭清，他的意見「是不對的」，江渭清則堅持原來的看法，兩人發生頂撞。返京後，劉少奇主持召開修改《後十條》小型座談會，在會上抓住江蘇省漣水縣高溝公社社隊幹部打擊報復社教積極份子的事件，強調要對「高溝事件」作「現行反革命處理」。而在會議之前的7 月29日，平日較為謹慎、因「桃園經驗」一時躍入政治舞臺中心的王光美，竟直接打電話給江渭清，傳達劉少奇對「高溝事件」的定性：這是一起「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現行反革命事件」。揭發「高溝事件」本是江蘇省委在北京壓力下為順應「大抓階級鬥爭」的形勢而加工提高的產物，現在劉少奇抓住這個事件，就是為了證明他對基層政權已爛掉的看法的正確性，並且要以此「事件」為起點，繼續挖出上面的「根子」。
劉少奇射向江渭清的另一支箭，是抓住江蘇省委辦公廳7 月28日發出的一個通知，這個通知提到「要學習江渭清同志的講話」，善始善終抓好社教運動。劉少奇當面質問江渭清：「為甚么不學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學江渭清的？」劉少奇這一招確實擊中了「要害」，既然江渭清可以抬出毛澤東為自己辯護，劉少奇就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於劉少奇的這番追問，江渭清極為緊張，他立即向劉少奇作了解釋。這一次，即連一向對劉少奇陽奉陰違的柯慶施也發了慌。一旦劉少奇又以「護法大師」的面目出現，柯慶施則不得不退避三舍，他一連打三個電話逼江渭清非作檢討不可。
此時的劉少奇已走出1962年下半年的低谷，正走向新的權力高峰。江渭清返寧後迅速佈置傳達劉少奇的指示，並且親自下鄉蹲點。到9 月8 日，江渭清以個人名義給劉少奇寫了一封信，彙報全省運動進展情況，並且特別報告了根據劉的指示，正在研究處理「高溝事件」，又一次就江蘇省委辦公廳7 月28日發出的通知，作出檢討。
劉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後，於9 月23日覆信給江＇9＇。劉少奇在這封信中首先針對江渭清信中所寫的「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我們都必須學習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領導同志的指示，否則，將犯更大的錯誤」的一段話，表示這些話「不完全正確」。劉少奇提出「應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學習」，他並舉例應學習由中央批轉的解放軍政治工作經驗、大慶油田經驗和「桃園經驗」。劉少奇解釋他之所以反對學習江渭清那篇講話，是因為江渭清的講話「空話連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條主義的講話」。＇10＇
在江渭清的回憶中省略了當年劉少奇信中有關對他的「教條主義」的批評，其實，這正是劉少奇信的要旨所在，也是導致毛澤東疑忌劉少奇的重要因素之一。劉少奇在信中說，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寧的學說當成教條一樣，也不能把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當成教條。因此，劉少奇認為江渭清的那篇講話「不值得學習」。
1964年劉少奇將全副精力放在社教運動上，他試圖在毛澤東的框架內放入某種含有他個人色彩的內容，「桃園經驗」的產生即是他這種「新思維」的果實。但是，地方領導人各有其複雜背景，即使在1962年後黨內日趨惡化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各地方領導人仍存有管道聯絡，以應對北京層出不窮的政策變化。在毛澤東的巨大光環中，任何與毛的話語稍有差異的言辭都能被地方領導人立即識辨出來，作為為自己辯解的理由。這就是為甚么劉少奇在山東、安徽和江蘇都「發了脾氣」。為了與影響正日益上升的林彪相抗衡，劉少奇作出最後一搏。他試圖以江渭清做鞭子，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降溫。1964年10月20日，劉少奇在文革前最後一個強勢動作出臺，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討論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11＇，劉少奇還派出他的老部下，時任國家物價委員會主任的薛暮橋等來江蘇檢查和指導四清運動。薛暮橋等曾寫信批評江渭清和江蘇省委的檢查沒有「把認真討論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同反右傾結合起來」，沒有「抓住省委在指導運動中的一些突出的錯誤事件進行分析和解剖」（薛暮橋近年出版的回憶錄對此段史實隻字不提）。據惠浴宇回憶，這個由北京派出的「來頭很大的工作組」在淮陰搞「四清」，執意要把「一個縣委和該縣所屬幾十個公社領導」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惠浴宇在這裡指的就是漣水縣委。該縣委的直接上級淮陰地委書記孫振華向省委陳情，要求保護這批幹部，得到省委的支援，但孫振華卻因此「搞壞了」與北京「某些領導人的關係」＇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