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風陵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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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署名反對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論，這篇社論在強調黨領導的教育應堅持正確的「立場」的同時，也提出應從古往今來優良遺產學習的問題，社論明確表示：「古今中外的一切合於科學的，有益於大眾解放事業的，鼓勵人類向上發展的事業、道理、善行與美德，都將為我們所吸取與發揚」。社論認為，共產黨員既要「站穩立場」，又要「不囿成見」，這樣就可以「隨時隨地地都努力去發見並採集有利於革命事業的財寶」＇11＇。

可是，「有利於革命事業的財寶」究竟有哪些，《解放日報》社論並未具體指明。遠在江蘇蘇中抗日根據地的革命教育工作者吳天石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舊教育中也有不違背民族利益的進步因素，這是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我們有從舊教育倉庫中發掘出來加以接收、改造的責任，這就叫做批判的接受舊教育」＇12＇。

從上述言論看，黨的新民主主義的教育與以往的共產主義教育在解釋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旗幟下，階級教育、共產主義教育仍然是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儘管已宣佈現階段黨的政治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然而黨堅持認為思想、意識形態是可以超前的，即在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仍應用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人民，所以在調整教育方針和具體政策的同時，階級論的教育觀事實上並沒發生實質改變。

階級論教育觀的體現之一是繼續強調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延安時期出版的大批教育論述反覆宣傳教育與政治的密不可分，從教育依屬政治、服務政治的觀點出發，中共認為，在邊區和其它抗日根據地，必須將幹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會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國民教育）放在第三位＇13＇。這種依政治需要將教育物件劃分等級的做法與瑞金時代如出一轍，體現了黨所領導的教育一貫堅持的階級第一的政治立場。

階級論教育觀的另一體現是在邊區的教育內容上，延安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識形態的要求，將政治教育、政治動員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種型別的教育中都體現這一原則，以加強受教育者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認識，並進而改變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識。

延安教育唯一可與五四教育接軌的仍是在陝甘寧邊區和其它根據地普遍推行的社會教育。在邊區政府各級機構的大力支援和幫助下，開展了普遍持久的冬學活動、識字活動，據不完全統計：1942年後，識字、教育活動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參加識字班、夜校和半日學校的農民有34，000餘人＇14＇。抗日民主政權熱心大眾教育，完全出之於革命意識形態的內在要求，從瑞金時代面向勞苦大眾的教育，發展到延安時期群眾路線下的普遍的群眾性的掃盲活動，不僅保持了階級論教育觀的一貫性，也體現了黨對五四平民教育思想、勞動教育思想新的開放、接納的姿態。

在延安時期，黨和邊區政府還積極推行了一場體現其激進社會改革理想的新文字運動。早在20年代末，著名共產黨人和教育家吳玉章就開始在蘇聯遠東地區進行了試行新文字的試驗。吳玉章等認為，為了徹底改造中國舊傳統，特別是為了解決中國普通百姓學習中國漢字的困難，應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漢字，從而解放廣大勞苦人民，使人民獲得文化和知識上的翻身。1939年吳玉章返回延安後，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援，隨後在邊區和華北根據地全力開展了新文字運動。

中國共產黨推行新文字運動是其一貫的主張徹底改造舊中國和重視大眾教育傳統的自然反應。黨和邊區各級政府花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進行這場史無前例的試驗。1940年，邊區政府開始在群眾性的冬學活動中試教新文字。1941年，明令在初小一年試教新文字，隨後在邊區7個縣市興辦新文字冬學。同年，邊區政府正式承認新文字的合法地位，規定新文字書寫的契約檔案，與漢字同樣具有法律效用＇15＇。為了培養新文字教員，延安開辦了新文字幹部學校，出版了「新文字報」。

1942年，邊區政府還規定，各地有新文字教員者，應一律教新文字，不得新文字、漢字混合去教＇16＇。延安的新文字運動對黨領導的其它根據地也產生了影響，冀中根據地從1940年開展新文字運動，饒陽縣還創辦了新文字書店，在冀中地區的饒陽、安平、深北、定南先後舉行過新文字訓練班＇17＇。

1942年，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