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風陵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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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在林彪的鼓動下，對毛的大規模的個人崇拜越演越烈，劉少奇雖想降溫，但無可奈何，因為劉少奇是最早宣傳毛和毛思想的，他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做的最多，如果限制林，一來會使毛和林產生嚴重誤會，二來也是對他自己歷史的否定。

其次，中蘇論戰給毛提供了把國際和國內反修戰場連成一片的正當性。劉在六十年代初做的是：在外面反修（但不要和蘇聯的關係搞得那麼緊張），而在國內實行一條務實的路線，但是這一來就有了矛盾和斷裂，毛則理直氣壯，佔領了反修的制高點。毛說蘇聯變修是在蘇共二十大後，其關鍵點就是大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對內不搞階級鬥爭，只搞經濟建設，獎金掛帥，對外和美國緩和關係，投降帝國主義。毛在1964年說：中國的修正主義者，對內搞“三自一包”，對外搞“三和一少”。毛還抓住中蘇關係緊張的事，調動全黨全民的愛國主義的熱情，例如那個年代老百姓都知道：蘇修賣給我們的機器傻大黑粗，價錢還貴。劉少奇只能跟著毛的調子反修，但劉作為“反修戰士”，總顯得底氣不足，因為“1962年的右傾”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夢厴，沒有幾年，毛果真就給劉戴上一頂鐵帽子：“中國的赫魯曉夫”。

再次，所謂“一線”和“二線”的模糊性，給毛的反擊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一線”和“二線”最早是在1953…1954年提出的，不久就引發了“高饒事件”。1959年，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劉的“接班人”地位似乎塵埃落定，但在1960年上半年，毛仍在前臺，在那之後到1962年上半年，毛有兩年的時間似乎在“二線”了，那是因為出現了全國性的大饑荒和特大經濟困難。從1962年下半年後，毛又走到前臺了。劉主持一線的概念是什麼呢？就是毛不在北京的時候，由劉主持政治局會議，但所有的決策，所有的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所有的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檔案，都得由毛決定，拍板。嚴格說，毛一天也沒有退出一線。但毛所處的“二線”地位給了他很大的便利，他可以不具體承擔主持中央工作的責任，卻是最高的監國者。按照中共八大透過的黨章規定，1961年應召開中共九大，此時開會，毛有可能會轉任八大黨章設定的“名譽主席”一職，但毛無意在此時開會，於是誰都不敢提開會的事，誰提開會的事，誰就有逼宮之嫌，結果是在打倒劉少奇之後1969年，也就是時隔中共八大13年後，才召開了中共九大。然而這也不能完全責怪毛，因為1943年3月的中央決定說的很明白：毛主席享有最後決定權，劉少奇則是這個決定的主要參與制定者。

下面就要講到“準備”的問題。我現在說的“準備”，有兩個依據：1，毛和其它“中央首長”（林彪，周恩來，江青，康生，張春橋等）在文革期間對這個過程的敘述，2，是我個人，也就是後人，對這個過程的看法。我認為，在1962…1964年底，不能說毛當時就要準備發動文革了，我們看到的只是毛要“改變”。文革真正的準備是在1965年開始的，它的直接表達，用毛的話說，就是要劉少奇下臺。當然，這樣一個巨大的事變不可以那麼庸俗的叫做“趕劉少奇下臺的運動”，那無法包含毛要改變中國，改變中國人，改變中國文化的宏大的理想，所以它應該有一個充滿“正當性”的名稱，開始它叫“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很快正名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5年後，毛為發動文革做了哪些準備呢？

1，意識形態的準備。毛一輩子都有一個特點，做什麼事，都要名正言順，師出有名，在理論上先說明自己的正當性。六十年代後，毛有許多重要的思考，但他已很少像中年時期那樣自己動手寫鴻篇鉅製了，他的一些片斷的談話，需要理論家幫他完善，使之系統化。六十年代初中期，他和劉少奇共享一批智力資源，同用一批“秀才”、“筆桿子”，這些人中有陳伯達，胡繩，吳冷西，許立群，王力等，胡喬木則在1963年初就因病離職療養了。毛逐漸覺得北京的這套“秀才”班子還不夠用，就又透過江青，在上海另組一個小班子，為首的就是張春橋，姚文元。這些理論家，前期以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張春橋，姚文元為主，後期就是張，姚，幫助毛建構起文革的基本理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是毛晚年思想的精髓。和這些相配合，由林彪的軍隊系統率先大搞毛的個人崇拜的宣傳，黨的宣傳機構也迅速跟進，幾個核心概念在全國大普及，實現了充分的社會化，這就是：從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到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階段，階級鬥爭無時不在，無處不在，階級敵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