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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則徐日記中記載，他聽到義律將解任的訊息後，認為是義律的不法行為違反了女皇的意願。可以想見，他看了塞維爾的論文等資料，顯然過於看重了英國國內反對鴉片貿易的輿論。
陰曆十二月初，林則徐身體不適，頭痛臂痛，曾請蘇州名醫杜某診治。這在他的日記中亦可散見。
十二月二十二日（陽曆一月二十六日），他接到調任兩廣總督的通知。雖未赴任，但他此前已被任命為兩江總督。現在由兩江改調兩廣，等於是降格。拿薪俸來說，兩江總督的養廉為一萬八千兩，而兩廣總督僅為一萬五千兩。至於在政治舞臺上的地位，相差就更大了。
到了年底，他的身體似乎復康。大概是與前總督鄧廷楨交接事務，忙得顧不上身體有病了。這一年的除夕“大風微雨”，天氣不佳。日記的結尾寫道：“甚忙碌也。”可見公務十分繁忙。
林則徐就是這樣迎來了決定他命運的道光二十年。
林則徐日記缺這個重要一年的元旦至八月十四日（陽曆二月三日至九月十日）部分。估計不是沒寫，而是散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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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經常提到一些大家不常聽到的官職名稱和不太熟悉的制度。我認為日本的讀者對十九世紀中葉中國的歷史不會有很多儲備知識，所以不得不用很多篇幅作了說明，也許大家感到有點厭煩。
不過，我還想利用這個機會，談一談當時的中國與日本相比的一些根本差異的地方，以免讀者把自己所熟悉的日本歷史背景，簡單地套用到這部小說上。
首先，中國不曾存在過世襲身份制度。
日本計程車農工商的身份是作為世襲而固定下來的。武士的兒子一定成為武士，農民的孩子不管其劍術多麼高超，也不可能成為武士。
中國在制度上並沒有這樣的規定。雖出身於農民家庭，只要透過科舉，可以當官，也可以成為軍人。當然，農民的孩子絕大多數還是務農。前面出現的駐守官湧的副將陳連陞，在鴉片戰爭中，他與兒子一起戰死在沙角炮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