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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熊”對抗革命（10）
1936年舉行州長選舉。卡德納斯和反維多利卡·格拉哈萊斯的聯盟推舉埃弗拉因·古鐵雷斯（Efraín Gutiérrez）為候選人。弗拉因·古鐵雷斯早年參加革命，1914年，放棄在國家農業學院的學業，在莫雷洛斯加入薩帕塔起義軍。1916年返回學校，獲得學位，並進入了國家農業委員會。1928—1932年，在卡德納斯擔任州長的米卻肯州政府工作。卡德納斯就任總統後，他先後出任國家村社信貸銀行的行長和農業部部長。維多利卡·格拉哈萊斯推舉自己的密友薩穆埃爾·萊昂·布林迪斯（Samuel León Brindis）為候選人。雖然維多利卡·格拉哈萊斯採取了暗殺、收買選票等種種伎倆，但是最終埃弗拉因·古鐵雷斯在110個市鎮代表中，獲得97票的支援，成功地被提名為國民革命黨候選人，並在6月6日舉行的選舉中當選為州長。
埃弗拉因·古鐵雷斯就任州長後，任命埃拉斯托·烏爾維納（Erasto Urbina）為新成立的保護土著部（Departamento de Protección Indígena； DPI）的主任。在一支來自落後地區的、會說西班牙語和土著語言的白人組成的保鏢的陪同下，埃拉斯托·烏爾維納走訪了高地地區的農村社群。埃拉斯托·烏爾維納本人也能流利地說佐齊爾語和策爾塔爾語，與印第安人有著良好的接觸，一位恰穆拉的印第安人說，“他不像一個白人，而更像我們”。 埃拉斯托·烏爾維納幫助印第安人提出土地要求，並在高地地區和索科努斯科地區分配了大量土地。在恰帕斯，繼保護土著部之後，接著又成立了土著勞工工會（Sindicato de Trabajadores Indigenas； STI）。透過這兩個機構，政府在沿海咖啡種植園和高地地區的印第安人勞工之間充當了中介人的角色，至少在短期內改善了印第安人的待遇和條件。
然而，隨著30年代的結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墨西哥再次成為美國的水果、蔬菜、纖維和紡織原料的供應者。這種宏觀經濟的轉變對印第安人、農民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因為政府再次重點支援發展大規模的商品農業，以滿足突然增加的出口需要。這一變化也導致了土地改革突然中止，使農民進一步分配土地的希望破滅了。在有的地區，卡德納斯時期已分配的土地再度集中，重新建立了大地產。與此同時，政府繼續以維持食品低價格的前提來發展國內工業。在卡德納斯時期，很多農民在獲得土地之後，放棄了傳統的手工藝，改用工業製造品。在政府的財政政策允許工業製造品價格上漲快於食品價格上漲的情況下，為了適應生活費用的上升，很多農民被迫在鄰近地區再度復興的商品農業部門從事勞動，賺取微薄的工資貼補生活。在墨西哥北部，有的農民到美國尋求工作，尚能賺錢養家，甚至能積攢一些資金回國開辦自己的小企業，例如後來聖克里斯托瓦爾的主教薩穆埃爾·魯伊斯·加西亞 （Samuel Ruiz García）的父母。但是，在恰帕斯，離開高地到低地種植園打工的農民，最多能賺錢償還債務。美國學者簡·盧斯（Jan Rus）在恰帕斯印第安人中間進行口述史調查，他的一段文字生動地再現了這些離鄉背井的印第安人勞工的悲慘境遇，一位婦女這樣講述了自己在70年代的經歷：
“浣熊”對抗革命（11）
很久前，我的兒子很小的時候，我就去了種植園。現在他已經15歲了。我過著單身的日子——我丈夫和另一個女人跑了，拋棄了我。單身生活讓我痛苦不堪。我沒有玉米。所以我去卡塔里納（Catarina）種植園勞動了八個星期。在聖克里斯托瓦爾，我向一個叫曼努埃爾（Manuel）的勞工承包人尋求工作。然後我就去了。在種植園裡，我要很早起床做早飯，因為我不得不自己照顧自己。當我去摘咖啡豆的時候，天還沒亮。我把我的籃子繫好。當我去種植園時，下了公共汽車，還要走很長的路。但我要繼續匆匆趕路。道路也很糟糕——全是鋒利的碎石，糟透了。
我要竭盡全力才能完成一天的任務，因為我得和男人一樣幹活。我用一個木鉤子把咖啡豆摘下來。我們必須像男人一樣幹，因為工作是根據任務指標來衡量的。沒有車，我們身上揹著裝滿咖啡豆的布袋，用帶子系在身上。有時，要到下午四五點鐘我才能裝滿我的布袋。我受了很多苦。兒子哭了，我要把布袋紮好，給孩子餵奶，先喂一邊，再喂另一邊。男人要早一些完成任務，因為沒有什麼打擾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