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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瑄又起復，做到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薛瑄這樣硬骨頭的大臣，在太監的淫威下能夠不死，完全是靠運氣。大明一朝，忠貞的大臣被宦官冤死的不計其數。連張居正這樣有作為的人，想要在朝廷立穩腳跟，也不得不黨附大太監。頗有戲劇味道的是，那麼多大臣給王振抬轎子，幫他整治薛瑄，他的家奴倒還敢實話實說。這奴才的心地和那些讀聖賢書的大臣相比，差別咋這麼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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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學士的地域歧視（1）
在中國古代，地域歧視往往和政治混合在一起。因為古人極為重視籍貫，古人稱一個官員往往稱其籍貫而不是直接的名號，如熹宗朝被殘害的忠烈之士，趙南星稱趙高邑，楊漣稱楊應山，他倆一是北直隸高邑縣人，一是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而大奸臣嚴嵩是江西分宜人，阮大鋮是安慶府懷寧縣人，便被人稱為嚴分宜和阮懷寧。如此，這個人流芳百世，當地的人跟著沾光；這個人臭名遠揚，當地人同樣跟著丟臉。明代正德年間一個內閣大學士，任過吏部尚書的大官焦芳，曾不遺餘力地推行地域歧視。
在五百年前的大明正德年間，這位大學士是河南人，他歧視的是江西人。
焦芳依附大太監劉瑾，為虎作倀幹了很多壞事，兩人合謀將在內閣中對劉瑾有所制約的正直官員如大學士劉健和謝遷以及尚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削職為民，獨攬了朝局。從此，他和劉瑾更肆意妄為了。
還在正德皇帝的爺爺憲宗為帝的成化年間，焦芳受到一個案子的牽連被流放。他懷疑此案是江西安福人彭華等官員在背後策劃的，因為在此之前彭華經常譏諷焦芳沒有才華。於是他對江西人恨之入骨，一旦權在手，便開始進行報復。恰好當時有一個南洋的小國滿剌加派使臣來大明朝貢。一個叫亞劉的使臣，本是江西萬安人，原名蕭明舉，在中國犯了罪流亡海外，改名換姓，沒想到混出來了，還當了使臣。這個人確實品行不好，他和另一個滿剌加土生土長的使臣端亞智同來天朝，途中他密謀到渤泥國（即加里曼丹島北部汶萊一帶的古國，金庸在《碧血劍》中，編了個故事，說到袁崇煥的兒子袁承志最終流落到這個國家）索取財物，大約端亞智認為這破壞了國家的外交政策，不同意擅自行動。這個蕭明舉便把同行的使臣端亞智給殺死了。這當然是件大事，作為宗主國、使臣的目的地的大明朝不能不過問。
有大臣立馬上了奏本，焦芳看完奏本，立刻如獲至寶，把蕭明舉的犯罪行為和他的籍貫聯絡起來，大肆地攻擊江西人。他在奏章的末尾批示說：“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華、尹直等，多被物議。且其地鄉試解額過多。”於是奏請皇帝批准，減少了江西五十名鄉試名額，並停止向江西人授予京官。焦芳還把古人拉出來給自己的地域歧視作理論根據，他說：“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濫用江西人。”
這個荒謬的說法連另一個老資格大學士楊廷和都看不慣，替江西人抱不平說，因為一個奸民的行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確的。江西已經被裁減鄉試舉人錄取名額，難道還要把宋、元的古人拉出來審查懲治嗎？
焦芳不僅僅歧視江西人，對其他南方人一併歧視，就是談到古人也忘不了詆譭南方人，他專門作《南人不可為相圖》進獻給劉瑾。因為劉瑾是陝西人，他拍馬屁增加了陝西鄉試名額，當然也不忘給自己的家鄉謀福利，將老家河南的鄉試名額增至九十五，同時給山東、山西增加若干。——他也不能太露骨地只為劉公公和自己的家鄉造福，別的北方省搭便車利益均沾。直到劉瑾、焦芳事敗，被皇帝懲治後，各省鄉試名額才恢復到原來的數額，一個大學士，如此明目張膽地搞地域歧視，看起來源於個人恩怨，實則有著深刻的文化背景。這種將同一地域、同一姓氏捆綁在一起，共享榮光和恥辱的落後觀念，和傳統的農業社會結構有關。
古代中國是個立足於鄉土的社會，多個朝代都有家鄉五百里以內不許為官的迴避規定，就是要防範地方勢力。一個人透過科舉出來做官，同鄉是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官員鄉土情結割捨不斷，因此官場上的人往往不以政見而以籍貫論是非。同鄉總是互相提攜，互作奧援，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每個朝代，以籍貫為營壘的權力暗鬥都很厲害。而科舉是士子進入官場最主要的路徑，哪個省科舉成績好，哪個省在官場的勢力就會更大。唐代以前，重要的政治人物多出於北方，這和北方開化更早，經濟文化比較發達有關。宋代以後風水轉過來了，北方被契丹、金人蹂躪，所謂“洙泗地，亦羶腥
